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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遺忘的歷史

For the sake of future global community.(走向共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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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國家,每個政府,每個政黨,每個人都試圖在這個世界發展的舞台上發揮自己的獨特作用。作為最大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元首在事關世界戰後和平與發展新秩序的重大問題上擁有廣泛共同利益和議題,肩負著歷史的重要責任。當然需要雙方從戰略高度和全球化進程的眼光看待和處理美中關係和存在的分歧。奧巴馬曾引述中國“茅塞頓開”的典故。意思是美中之間在通往未來的崎嶇道路上,會被很多茅草堵塞了,產生了很多猜疑和分歧。人們希望習近平即將對美國的訪問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披荊斬棘,撥亂反正,加強對話,擴大合作,相輔相成,開闢出一條新的目標一致而且富有成效的光明大道。
以史為鑑。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凡爾賽條約造成德國極端民族主義懷恨在心,一直謀求撕毀戰爭罪責條款。

20年後,納粹黨和希特勒崛起,贏得了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異軍突起。在世界經濟危機出現後,各國採取了不同的經濟對策和軍事策略。德意日對自己的過度自信,狂妄地發動了法西斯侵略戰爭。中國和韓國是最早深受其害的被侵略和被奴役的國家和民族,也是在戰爭中犧牲最大的受害者。

由於中國戰場是反法西斯東方戰場的主戰場,所以,拖住了日本北進和南進戰略的步伐,為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和最後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並為戰後成立聯合國,建立新的國際社會秩序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例如,收復台灣,接受日本在越南的投降。現在,戰後70年出現了,日本否認侵略歷史,美化侵略戰爭,為戰爭侵略者歌功頌德的跡象,甚至在台灣還有顛倒黑白,為日本殖民統治和殖民教育塗脂抹粉的叫好現象。這種倒行逆施一唱一和,並把日本打扮成戰爭的受害者。其“懷恨在心”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矛頭所向也就不言而喻了。


每個決策者都有自身的目的和利益,究竟這個目的和利益與未來世界國家生命共同體“和平與發展”的潮流關係如何,這是隨各決策者的個人經歷,立場,意識形態和世界觀的價值觀的不同所不同。尤其是美中這樣對世界發展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作為國家戰略的考量,必須選擇合理,合法,並符合長治久安和平發展目的的政策和策略。所謂戰略合作,戰略結盟,其實就是包括理性的“利益整合”和“監督牽制”兩大部分。

任何國家,政府,政黨,法人和社會領袖,都有權力膨脹,過度自信,損人利己,傷害法律,傷害他人利益的慾望傾向。因此,任何權力(霸權和特權)是靠不住的,放任自流的民主和自由也是靠不住的。除了以法律的方式加以自律,還需要通過共同協調提出“和而不同”的“整合”方式和“牽制”措施,來加以“他律”。

美中之間,美中日之間,美台之間,兩岸之間,等等都需要進行“整合”和“牽制”來制約。

只不過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社會決策組合方式,這是歷史需要的產物。







For the sake of future global community.(走向共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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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關係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確有不同的組合,現在在很多關係全球重大熱點問題上當然也有不同的組合形式。

在二戰期間,美英蘇中四國在反法西斯侵略戰爭中以軍事同盟合作關係為基礎的建立了互信和相互支持的歷史組合。雖然美英蘇法等國在亞洲利益都成為日本軍事威脅的囊中之物, 當時中國國力和軍力儘管比較弱,但依然發揮了獨當一面的重要作用,美國羅斯福總統非常重視中國在東方戰場上抗日戰爭的成效,並在鼓勵國共合作,實現全民抗戰的大團結,主張戰後進行政治協商,組成聯合民主政府,並促成了國共聯合的國家全權代表參與聯合國,這個二戰後繼續阻止戰爭,並為各國提供和平對話交流的國際合作組織。中國對聯合國(這個歷史新組合)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聯合國對中國來說,最大的貢獻就是維護了一個中國的國家形象和主權完整,不可分割,不可分裂的一致性和延續性。而美國戰後的一個中國政策,正是美中歷史組合關係的重要內涵和政治承諾。即便這一個中個政策,幾十年來遭遇了各種分解的挑戰和演變,但人們從來沒有懷疑和動搖這個政策相關的合法性和合理的一致性以及相關的法律保留原則。這是以憲法和法律為基礎的政治誠信的承諾。但對美國來說,這是建立一種相互制衡防止新戰爭的戰略組合,針對不同國家需要不同的整合對策和相互牽制的組合。
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種種限制,如和平憲法,專守防禦條款,美軍長期駐紮等,就是“系包袱”,利用日本並扶持日本經濟,來作為支持韓戰和越戰的戰略基地,這是“抖包袱”的表現。
再加上東海的島嶼管轄權由美軍交給日本的問題,可謂是“甩包袱”的策略。亞洲對於主權領土和領海問題往往是擦槍走火爭議的焦點,缺乏共同利用開發的“主權讓渡”意識,相反有爭議才大有可為,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相竟則進,相安則退,這就是屢試不爽扮演“解包袱”者,舉重若輕佔大便宜策略。

“重返亞太”是一個新時代戰略組合,也就是包含外交,經濟和軍事等多方面的綜合性亞太政策,尤其突出的是軍事領域的舉措。在這個戰略組合中,自然會製造一些“系包袱”,“解包袱”的矛盾爭議,以便相互制約,相互整合,而制定相關博弈遊戲規則的主導權才是最重要的選擇。日本,朝鮮,韓國,台灣,菲律賓,越南,印度和巴基斯坦,這些地區與中國一起建設和發展過程中,既有合作的交流,也有利益矛盾。資源永遠是稀缺的,經濟是一切社會行為的基礎,資源是基礎的基礎。在逐步融入全球化時代,經濟和市場的整合過程,本身就是資源共享相輔相成的過程。


美國對於中國的崛起是有顧慮和擔憂的,顧慮的是中國會不會打破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和遊戲規則,擔憂的是美國的既得利益和一貫宣揚的民主憲政價值觀會不會遭到破壞和被其他價值觀取而代之。但美國老大老是當頭,力不從心,大有大的難處,在美國經濟實力和國防開支相對消減的情況下,鼓勵和發揮其他盟國的內在實力,以達到預期的戰略平衡利益,美國認為這樣更加合算,更對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有利。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和日本以及其他亞太國家也各有自己的利益和算計。韓國認為主要矛盾是朝鮮的核武器和敵視韓國政策。因此,更務實地選擇了與中國為分進合擊遏制朝鮮擴張戰略的合作夥伴,並且取得了務實的成功。所以這種新的歷史組合是美國,日本,朝鮮和台灣地區意想不到的,但是歸根結底,對美國,中國和韓國來說,既是和合雙贏,也是利大於弊的歷史組合。


日本戰後一直想擺脫美國的控制和軍事限制來提升自己的綜合實力,但同時也希望借美國的戰略需求在全球化中特別是亞太地區發揮更大的作用,重新喚醒大日本共榮圈的夢想。解禁集體自衛權,修改和平憲法,弘揚明治維新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軍國主義的犧牲獻身精神,日本不認為發動侵略亞太戰爭是完全失敗的,他認為只是敗給美國和蘇聯,只是一個戰略選擇的錯誤。
現在把日本打扮成戰爭的受害者,更能激起民族團結和復興的社會向心力和凝聚力。美國和日本目前的美日新安保戰略組合,當然是一把雙刃劍。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的心理上,包含對美國轟炸日本和東京大審判的不滿,包含對這種“敢怒不敢言”主僕關係的“半殖民地”現狀的怨氣,其實,從經歷過二戰的日本民眾來說,中國對日本戰俘和日本戰犯以及日本人民的處理是可圈可點的。但日本認為美國和俄羅斯的軍事實力強大,硬碰硬還不是對手,中國儒家主張溫良恭儉讓好欺負,故可以和中國較勁,以中國威脅論,對美國和其他盟國來說,更有掩蓋自己發展軍力的說服力和東山再起的理由,至少可以在亞洲狐假虎威,可以成為美國遏制中國政策的代言人。反過來,對美國來說,能夠遏制日本對太平洋戰爭懷恨在心報復心理的戰略組合就是默認中韓美三角組合,這也是防止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和復仇民族主義情緒蔓延的潛在實力。

其實,美國西向的“重返亞太”戰略的反作用力,自然而然把中國西向的“一路一帶”戰略催生出來,在烏克蘭危機中,又把“中俄結伴不結盟”的戰略組合關係催生出來了。我過去多次說過中國“大禹治水”和“圍攔堵截”的典故和智慧,提醒美國,現在果真靈驗了。中國應該為奧巴馬的“重返亞太”歌功頌德,是美國“第一島鏈”促成了中國的戰略重心轉移。正如日本的侵華戰爭為中國培養了強大的抗日敵後武裝力量一樣,中國和平崛起成為逆風飛揚的時代產物。應對美國的全球化戰略,中國單方面採取的“不衝突,不對抗”策略,還增派和鼓勵大量留學生赴美學習深造取經,這與盛唐時代“西天取經”和“東渡扶桑”的模式有某種相似。
隨著中國社會的對外開放和外向型學習取經的不斷發展,中國民主化的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也在不斷發生明顯變化。青年代表未來,正如台灣的去中國化和皇民化教育在新的一代台灣人身上充分表現出來,自李登輝“兩國論”主張和陳水扁“一邊一國”政策才短短十幾年,“媚日台獨”和”文化台獨”意識在台灣就已經習以為常,積重難返一樣。2016 台灣大選的隱性台獨更有加速度的趨勢。同樣經歷過造反有理的文化大革命災難的社會文化,中國現在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對無政府的暴力民主運動越來越不屑一顧,越來越關注和熱衷全球化大世界的時代需要,並且不斷培養自身適應這種時代需要的綜合素質,這是中美文化交流和經貿合作中“相互尊重,互利雙贏”的時代產物。

世界正在發生巨大的此消彼長變革,不同的社會環境,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和民族相互融合和聯繫交流需要的程度也不同,這種需要必然反映到對美國和中國的社會決策中來,有量變,有質變,這是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美國和中國既定政策都有“水土不服”,動機和效果失調的情況,特別是在中國的東海和南海,有時矛盾會很激烈,但是這些表面上看起來永遠解不開的“包袱”,不應該成為阻礙美中兩個大國在眾多重大問題上的合作與協商,小不忍則亂大謀。例如,韓國的地雷爆炸事件,差一點引發新的半島局勢緊張;中國希望雙方克制,朝鮮“怒氣沖衝”頂撞中方做“和事佬”。作為美國從旁觀者角度看中國的立場,應該是和美方的完全一致。但朝鮮認為中方壓抑朝鮮過激反應的態度是“威脅”!正如美國在世界各國曾經扮演過的調停角色一樣,有時“好心不得好報”。當一種政策既定的目的達到以後,另一種政策和具體措施的反作用也發生了,如果依然維持既定政策現狀,問題就會走向自己的反面了。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美中之間最為敏感,也是最為微妙的台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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