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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一中同表中華日,嘉慶勿忘告乃翁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習近平 同志: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張德江 同志:
今天是七月一日,也是特別值得紀念的日子。
香港回歸祖國轉眼已經18週年了。人生18歲的經歷總會令人難忘,我18歲的時候,正好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前夜。那時中國失去了法治,不管是國家主席,還是我們在校學習的中小學生,都沒有合法保護自己的能力和權力。我在四川德陽中學校一個教研室裡,收聽中央廣播電台關於“廢除高考”的通知時,不由自主流露了一句話:“不好”。心裡想的是,公開高考是中學生唯一人人公開接受國家挑選的平等機會。加上以往的考生“政審”,已經是體現階級路線的產物了。為何還要給中學生強加“出身論”,“血統論”的緊箍咒呢?當然我的下場,可想而知,第二天就遭到了大批判和大字報的人生攻擊,全校到處可見無限上綱的激烈言辭。批判我是“反黨中央,反中央文革,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反動分子。就在1966年7月1日,我自己背著行李,冒著小雨,走上了上山下鄉的道路。這次下鄉一去半年,對於我來說,是一次深入社會實踐的自我解放,自我學習,自強不息的人生里程碑。


我在1971年7月1日,走進了陝西寶雞石油鋼管廠,當上了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國石油工人。連續八年被評選為生產紅旗手。我在1974年春節大年初一,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萬言書。談到五個問題,一是階級路線應當“重在表現”。二是抓革命的目的是促生產,是解放生產力。三是企業生產力的難題是如何提高全體職工的科學技術和科學管理的素質。四是多年的文革影響了國民經濟建設,應當推動國民經濟生產的大躍進。五是積極解決台灣問題。這些資料中央辦公廳應當有存檔。因為我在一個月後,也就是“批林批孔運動”前,曾經收到“中央辦公廳,府右街1號”的正式回執。隨後,我還曾找過我們寶雞鋼管廠的軍代表,黨委書記和廠長,交換的我對“批林批孔”運動政治經濟時局的分析,我癡情地解釋為毛主席發動這次運動的目的是“抓革命,促生產”,要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大江東去,事與願違,沒想到,當年的五月,中央派下來一個專案組調查我的政治背景和社會表現。好在廠和車間的領導,一直為我圓場說好話。最後,讓我回家休養!兩個月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經廠裡同意,又回到了工作崗位。直到1978年2月和7月,我先後兩次參加“恢復高考”,第一次分配我去陝西師範大學物理系,第二次被西北大學數學系錄取。入校不到半年,我當上了系學生會主席。也就是王岐山畢業的那所大學。後來的改革開放給我提供了難得的寶貴機遇。我經過招聘考試,被招商局蛇口工業區錄取,成為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的副廠長,全國第一家資本重組,產業升級的試點企業的中方總經理助理。又經過幹部考核,1987年7月,被外派香港招商局工作,也就是“一國兩制”社會實踐的排頭兵。1992年鄧小平南巡深圳蛇口工業區並發表重要講話,鼓勵我們“敢闖,敢於試驗”開拓實踐精神。我在招商局第一個主動辭職下海經商,闖蕩市場經濟。我第一筆投資是以深圳蛇口台胞的名義在湖南懷化鶴城教育局投資三十萬,幫助他們陷入資金困境的勤工儉學項目。遺憾的是這筆資金,付之東流,連一點響聲都沒有,由於內部的腐敗而不了了之。雖然現在反腐和紀檢動真格的,但是,我身在海外,哪有精力“反戈一擊”呢!?現在的依法治國深得人心,但是,實際上,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自己嚐一嘗,法院和律師隊伍裡魚目混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年春節前,我回深圳南山看牙,順便想依法處理“二房東”霸占我在后海第一統建樓A座302室,2010--2013年該租賃合同業已到期,但是他一再蠻橫無理拒不交房,又不簽約拆除違章搭建。所以,無奈之下,2月15日我按照法律程序把他告上南山法院民事訴訟廳。被告二房東,一方面,以我的房產地址在南山公安局申請深圳了十年居留證。一方面對法院聲稱他的原籍在四川廣安,拒不接受南山法院的受理。南山法院,以不動產糾紛屬於南山法院為由,駁回被告,可被告在律師的誘導下,上訴深圳中級法院,已經兩個多月了,我委託我妹妹作為代理人一直督促法院給出明確答复,但至今毫無音信。這就是深圳的法院辦案效率和法律不透明。我為解除這個早已過期的租賃合同,連續三年,年年自下而上的各級社區管理部門和法院都一一找過了,就是拔不了這個“二房東”的“釘子戶”,連社區工作站都頭疼!因此,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依法治國,談何容易!
我身在美國,不知能通過什麼途徑,幫我解決這個解決合同並要求依法索賠的難題!
今天的重點是探討兩岸關係何去何從!?
我是台灣生人,三歲時離開台灣,回到大陸。但是兩岸關係遺留下的政治難題和法律關係一直是我關切的實際問題。毫不迴避地說,那些錢財糾紛,法院辦案問題,都不是我的重中之重。我26歲上書毛主席,其中的主要動因就是台灣問題,我要問天,給我一個答复,兩岸關係究竟如何定位?1975年元旦,我寫信給北京中南海,江澤民主席,又一次明確表達我的憂慮和對兩岸一個中國的思考。1998年9月,我經過多方面的法律諮詢,收集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到1971年26屆聯合國大會進入聯合國的全過程,查閱了各大圖書館的資料,深思熟慮地寫了一份“同心同國,建設大陸;同心同國,建設台灣”的政治諫言書,用特快專遞送達中南海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台辦所有負責同志。結果,在國慶節前,正式收到署名國台辦的公函,告知我的建議已經遞交有關領導審閱。並對我的執著和熱情,表示肯定。社會實踐是檢驗我們的言行一致的唯一標準。2000年元旦,我把這份大同小異的諫言信,又用不同可靠渠道送達台灣各大政黨和行政院已經“總統府”,包括連載,宋楚瑜,和陳水扁,我都一而再,再而三的班門弄斧,投石問路。想必,大家知道,2014年大選前,陳水扁透露過所謂“大陸有力人士”的“小紙條”,引出阿扁在2000年520就職演說中提到“四不一沒有”和“未來一個中國”的解決方案。古語說“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勝己者強”。誰是“大陸有力人士”呢!?阿扁的這個“大陸有力人士”懸案,一直是個謎。一路走來,蒼天有眼,船過留痕。這個謎底,不用揭曉,今天海內外有心人,自認而然會心中有數。《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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