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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們不做,誰來做?假如現在不做,什麼時候做?

本帖最後由 南山28子 於 2015-1-1 01:34 編輯

体制外的政治评论才有独立的价

If we don't do it, who isgonna do it?

If we don't do it, who isgonna do it?
If we don't do it rightnow, when do we gonna it?
一秋秋,一年年,過去了。假如我們不做,誰來做?假如現在不做,什麼時候做?
尊敬的奧巴馬總統:
Happy New Year !
明天就是2015年新年,我在這裡最高的公寓遠遠看著白宮,向您和您的全家人,表示我的新年祝賀。不久前,也就是Dec 7-8,2014.我接連路過白宮,並在那裏舉著標語牌,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我們wwii歷史,2015年是WWII勝利70週年紀念,也是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總統去世70週年1945年4月12日;是台灣光復70週年紀念;是中美建交35週年紀念,也是“台灣關係法”生效35週年。我本人也是二戰勝利的一份遺產,因為我父親在二戰中畢業于黃埔戰車學校,畢業即開赴滇緬公路運送戰備物資。F.D. Roosevelt去世後,在印度加爾各答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我父親代表中國軍人致辭,表示懷念和尊敬。戰後父親前往台灣省物資局任職,與在煙草專賣局的母親結婚,然後,在228事件爆發後的臺北市東門町靜邨生下了我。我的外婆叫廖耀華,是夏威夷美籍華人。在我三歲時,我們一家人離開了動盪的台灣。我在大陸生活六十年,在大陸的風風雨雨的政治運動中,深深打上了“台灣”烙印。1966年7月,我19歲中學生,不準我參加文化大革命,讓我直接下鄉勞動接受再教育。我文革經歷的被政治歧視命運和習近平差不多。後來,我幸運地進工廠當了寶雞石油鋼管廠的電鉗工人。當時我年年被評為“紅旗手”受到表揚。和習近平一樣,被當作培養對象,但我深知我出生的“台灣問題”是當年不可逾越的政治門檻。1974年春節,我連夜寫信給國家主席毛澤東。提出了我的五點建議。1)階級路線應當重在表現。2)工廠應該加強技術培訓和科學管理。3)工廠生產力和勞動效率與國外相比較低。4)抓革命的目的是促生產,應該把國民經濟和生產搞起來。5)台灣問題應該積極解決。一個月後,毛澤東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我知道毛澤東的目的是“抓革命,促生產”。所以,我作為一個工廠的小人物,直接找工廠的廠長,書記和軍代表大談特談“抓革命”的目的是“促生產”!那時我上書的行動引起了北京四人幫的注意,他們特別派專案組來我們寶雞鋼管廠調查我的政治背景和動機。我們廠領導開會決定讓我父親來接我回家休養,躲避北京四人幫的追查。我回到父母家,很快就有人向我父親提親。一拍即合,在雙方父母同意下,我們閃電式地領取了結婚證。我回到寶雞鋼管廠以後,工廠也很快幫我把夫人調過來。我心中有數,廠裡領導幹部是為了穩定軍心,讓我安心生活,別再節外生枝。鄧小平上任以後,第一件大事,就是科教興國,重新公開舉行高考,為改革開放選拔和培養未來人才。我就這樣考入了西北大學,也就是現在王岐山的校友。他是歷史系,我是數學系78級計算數學專業。我一進大學,很快就成了大學數學系學生會主席。鄧小平改革路線真正從政治上解放了我。大學畢業後,我被深圳的香港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招聘,當了第一家中外合資廠的副廠長。也就是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益就是生命”的那家企業。之後,我參與了與美國跨國公司資本重組的試點工作,擔任中方總經理助理。我們從中學習了很多現代企業的管理知識,提高了我對“流程管理”的理性認識。緊接著,我又被選派到香港招商局發展公司工作,具體就是為蛇口工業區的香港業務服務。
我在香港六年時間,幾乎跑遍了香港九龍,使我對香港的法制觀念和市場經濟有了深刻印象和具體運作的經驗教訓。當時,我們招商局提出“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其實就是針對北京當時有股左傾思潮,質疑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所以提出“姓資姓社”問題。我們的觀點很鮮明:“空談姓資姓社誤國,實幹改革開放興邦”。鄧小平南巡視察到了我們蛇口,一看到這個“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就大加肯定。這就給我們吃了定心丸。我1986年在蛇口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就是中國第一家台胞台屬聯誼會的會長,我到香港招商局工作後,深圳成立台胞台屬聯誼會特別聘請我當香港理事。因此,我對兩岸關係有一份特別的責任心和密切關注。
1995年元旦,我曾經寫信給江澤民,講述了我的經歷和對台灣問題的看法。後來江澤民在元月30日發表了《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繼續奮鬥》。我想,這樣的標題,就是一種回答的暗示。也就是希望我們再接再厲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繼續奮鬥。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其次是,兩岸和平統一談判可以分步驟來進行。第一步是“在一個中國前提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可以暫時不談和平統一後的兩岸權力配置問題。後來,李登輝4月8日發表了“李六條回應”也就是提出了“
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民國三十八年以來,臺灣與大陸分別由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治理,形成了海峽兩岸分治的局面,也才有國家統一的問題。因此,要解決統一問題,就不能不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探尋國家統一的可行方式。只有客觀對待這個現實,兩岸才能對於「一個中國」的意涵,儘快獲得較多共識。”我當時有寫信給中南海和國台辦,提出我分析的觀點。我首先肯定,李登輝這封回信的態度是積極誠懇的。思路也很務實,俱有一定可行性,應該在擱置“一中內涵”爭議的情況下,增加相互理解和進一步交流。換位思考,可以避免以偏概全的強調自己的主觀因素。我用了一句古語“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用現代話來講,就是成就別人,才能成就自己。先成就人家,後成就自己的意思。畢竟我這樣小人物的聲音,影響和力度是十分有限的。於是又投書香港的台灣《展望》雜誌社,其中一篇“新民主義是推動兩岸和平統一的社會基礎”,被發表在後來的期刊上。
1997年7月1日,中國收回香港以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對臺灣的壓力益增,大陸方面對「一個中國」的定義不斷緊縮,也就是鄧小平提出的“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兩岸關係此消彼長,逐漸陷入低潮,且引發台灣海峽飛彈危機。美國又不斷有人主張兩岸應簽訂中程協議,故李登輝指示成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專案小組」研究對策。
1999年5月,該小組包括蔡英文研議以「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為兩岸關係定位。李登輝接見德國記者和訪問康奈爾大學時,發表了“特殊國與國”關係論述,「中華民國從1912年建立以來,一直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又在1991年的修憲後,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並沒有再宣佈台灣獨立的必要。」我在當時上書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題目是“兩岸關係是邦與邦關係”。也就是說“兩岸當局都是既存一個中國的‘國家延續’,都不是‘完整的一個中國’,鄧小平說‘誰也是不能吃掉誰’,那就是一個中國項下的‘邦與邦’關係。”1998年9月底,我曾向中南海和國台辦上書提出了“同心同國,和平統一”三階段的論述。我認為兩岸關係陷入政治互不認同的僵局,主要是缺乏換位思考。大陸不承認台灣當局是“一個中國”的“政府”,也就不會承認“一中兩府”解決方案。我舉例說,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到1971年加入聯合國,台灣當局一直是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而北京並不是聯合國代表中國的政府,但是她是主張代表“既存一個中國”的“事實上的政府”。現在台灣情況與大陸那段時間的政治情況類似。如果能夠“以和為貴”擱置爭議,那麼就用人民主權(兩岸人民“同心”,同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來解決問題。)如果不能用“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來解決,那就用“同國”來解決。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定位本質就是中華民國的國家延續。)這是我16年前提出的主張。後來,我收到國台辦寫來的正式回信。但形勢發展依然不容樂觀。2000年台灣出現政黨輪替,陳水扁當選台灣領導人。
我就在2000年元旦,千方百計把我的一封“致台灣同胞公開信”《同心同國,共同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分別在香港和澳門郵局,投遞給台灣總統府信箱,行政院信箱,國民黨總部信箱,親民黨信箱,連戰,宋楚瑜等。但均沒有回音,也沒有拒收。2000年陳水扁就職提出“四不一沒有”和“未來一個中國”政策。2004年台灣大選期間,阿扁放出“大陸有力人士”給他投書,他才提出“四不一沒有”的政策。當時,媒體一片譁然。其實我寫給陳水扁的信有幾百封之多,豈止是阿扁說的“小條子”。當然我也考慮到,投書不求回報,只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化人化己,化敵為友,就是我最大的心願。當台灣紅衫軍發動百萬民眾上街示威倒扁運動期間,我在蛇口試圖發動“天下衛公”聚會。但當時深圳警方高度戒備,我24小時行動全被監控和戒備起來了。
事實上,一秋秋,一年年,始終如一站在時代脈搏的風口浪尖上。我在大陸深圳,不斷再接再厲,促進中南海和江澤民能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要搞形而上學。特別是十五大前後,我一直都在明確指出江澤民提出的“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這種政治提法就是再搞“個人迷信”,“唯書唯上”和“英雄治國”的形而上學唯心主義。我明確中肯地解釋,只有鄧小平理論勢必要條件,沒有其他理論是充分條件,這種提法就是“當且僅當”鄧小平理論是中國的最高指導思想。這再一次違反“實事求是”路線,“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唯物辯證法原則。對此我還進一步質疑“一國兩制”和解決台灣問“一國兩制”是唯一解決台灣問題的結論是錯誤的,該書中很多觀點也不切實際。但我身在屋簷下,那能不低頭。“大道且廢,即隱為上”“天下為家,是謂小康”。2007年我辦理了退休手續,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我還是應該明白自己是“蚍蜉撼樹”難成大器的一介草民。匹夫之勇,狂夫之言,言多必有失,明哲保身,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恰好女兒懷孕了,我和夫人一同申請簽證赴美探親。

十月懷胎,2007年10月25日分娩。母子平安,讓我們闔家歡樂。我激動之下,恰逢感恩節來臨,我直言上書白宮布什總統,一方面表示感恩美國人民和感謝美國政府的關照。另一方面,我根據我的社會觀察,提出了我的美國夢設想:“新美國人,新美國城市,新美國經濟”。這與我當時在中國提出的中國夢“新民,新華,新民國”,國情不同,內容是相通的。
2007年11月17日,由華盛頓和平統一促進會借馬里蘭大學場地主辦的全球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召開。

我在當天的會場上,爭取到了一個重要的全場發言機會。我說“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主權回歸問題上可以行得通。但是“一國兩制”在台灣行不通的原因是歷史背景完全不同。台灣不是外國殖民地,台灣主權依據1945年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的《波茨坦公告》加上蘇聯參與,重申“開羅宣言”明確,日本必須將台灣及其島嶼歸還中華民國。十月二十五日,在臺北舉行了受降儀式。恢復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因此,兩岸關係根本不存在主權回歸中國的問題。
其次,台灣當局按照其憲法和台灣民意也不會接受“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國兩制”。

再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既存的一個中國的國家延續,2758號文件是代表既存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的“政府代表權”的變更,如果“廢除”聯合國既存的創始會員國的資格必須經由聯合國安理會的審議程序加以討論和除名。


因此,我提議,我們必須根據憲法和聯合國有關文件,以“同心同國,和平統合”的名義,處理兩岸和平發展關係。當天下午的分組討論會,我又借助自由發言機會,闡述我“一國兩制”不適宜用於台灣處理兩岸關係,必須推陳出新,更上一層樓的立場。
America made a lot of progress this year. From our businesses adding more than 2.6 million jobs through the first 11 months to 10 million Americans gaining health coverage, check out the highlights from 2014 → wh.gov/year-in-review
The Whit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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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南山28子 於 2014-12-31 23:04 編輯


If we don't do it, who isgonna do it?
If we don't do it rightnow, when do we gonna it?



一秋秋,一年年,過去了。假如我們不做,誰來做?





假如現在不做,什麼時候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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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發憤忘食,夜以繼日,投石問路,
樂以忘憂,不知不覺,老之將至。

20071117日,由華盛頓和平統一促進會借馬里蘭大學場地主辦的全球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召開。我在當天的會場上,爭取到了一個重要的全場發言機會。我“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主權回歸問題上可以行得通。但是“一國兩制”在台灣行不通的原因是歷史背景完全不同。台灣不是外國殖民地,台灣主權依據1945年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的《波茨坦公告》加上蘇聯參與,重申“開羅宣言”明確,日本必須將台灣及其島嶼歸還中華民國。十月二十五日,在臺北舉行了受降儀式。恢復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因此,兩岸關係根本不存在主權回歸中國的問題。其次,台灣當局按照其憲法和台灣民意也不會接受“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國兩制”。再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既存的一個中國的國家延續,2758號文件是代表既存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的“政府代表權”的變更,如果“廢除”聯合國既存的創始會員國的資格必須經由聯合國安理會的審議程序加以討論和除名。因此,我提議,我們必須根據憲法和聯合國有關文件,以“同心同國,和平統合”的名義,處理兩岸和平發展關係。當天下午的分組討論會,我又借助自由發言機會,闡述我“一國兩制”不適宜用於台灣處理兩岸關係,而應推陳出新,更上一層樓的立場。“一國兩制”也必須接受台灣社會實踐檢驗,如果這個政策,離台灣實際,台灣人民不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台灣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那就要實事求是加以修正和創新。2004324日我曾寫信給江澤民,題目是《我們的政策決定兩岸未來》。希望他“抓住機遇,推進改革,少‘一國兩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空話,少說「一國兩制」就是解決台灣問題既定的唯一政策法規。”
2008年我回到深圳期待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期間,能為兩岸關係再立新功。54日我在深圳南山和澳門街頭,高舉自作的台灣同胞迎接奧運火炬的超大橫幅站在沿途顯赫的位置上。74日作為台灣開放大陸赴台觀光第一批遊客,我組團一行十七人在當天夜裡零點,準時到達臺北桃園機場,下榻在辜振甫旗下的臺北和信酒店。我準備了感謝台灣人民支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橫幅,曾、準備了邀請馬英九參加北京奧運會的信,準備了一面我設計的兩岸“同心同國”的“統合旗”。準備了給連戰,宋楚瑜,賴幸媛的感謝信。這些一方面我聯繫了我在臺北國民黨黨工的表弟幫忙,一方面,我自己在旅遊過程中,適時適度適可而止不斷展示出不一樣的風采。完全達到了我預期的目的。我還趁夜晚驅車前往我出生的東門町一帶走馬觀花,流連忘返地巡遊了一圈。沒想到那些日式的老房子如今還保留幾十年前我照片裡的老樣子。
2009年秋天我又回到美國,女兒希望我們移居美國,和她們一起生活。後來女兒又懷孕了,我們看到確實需要我們幫她們一把。這也是我們理所當然的義務和責任。


我在美國的生活是從學習和參加社區文化活動開始豐富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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