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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最不高兴和最后悔的事——改国号:

毛泽东一生最不高兴和最后悔的事——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评价孙中山先生和“中华民国”的重要论述来自于他一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

其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对于孙中山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谆谆告诫全党同志说:“孙中山好的东西,是我们应该抓住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抓住不放。”

毛泽东不但在七大讲孙中山,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主席台上挂像,就挂两个人,孙中山在右边,上手。毛泽东在左边,下手。以后每年重大节日天安门广场挂像也是毛泽东和孙中山,一个面南,一个面北。

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发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提到孙中山: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   

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 发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再提到孙中山和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 ”

毛泽东同时提出“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

利用这个机会,讲一点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对我们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但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   
  ……
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做了批评,现在我们就不能批评吗?   ”
  ……


毛泽东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时(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发表了《 纪念孙中山先生 》充分肯定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建立的中华民国的丰功伟绩。全文如下: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在毛泽东同志的晚年回忆一生最遗憾的事情,竟然出乎意料地说出,是改国号!


一九四九年的夏天,新中国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国旗已定为五星红旗,国歌由原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都定在北平,复名为北京,新国家的纪元采用公元年号。可就是最最重要的国号却争论不休,迟迟定不下来。

首先是共产党内高层的意见就不统一,在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的会议上无法达成一致。毛泽东旗帜鲜明地主张国号就用沿用中华民国,理由有二,一是现成的,叫起来顺口,旧瓶装新酒,就等于把撤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从国内政治和国际交往上给除名了。二是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中美苏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拥有至关重要的联大议案否决权。

可是想不到这一合理化的建议却遭到朱德和任弼时的坚决反对,朱德认为新国家用旧国号,会被人民视为换汤不换药。任弼时则说共产党的新政权就要与国民党的旧政权有所区别,再说也怕苏联和斯大林不好接受,他主张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关键的时刻,周恩来和刘少奇则奇怪地保持沉默。二比一,毛泽东占下风。

毛泽东坚持要刘少奇表态,刘少奇只好说我基本同意主席提法的同时,建议把这事暂时搁一搁,再说也要征求斯大林和在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毛泽东断然反对征求斯大林的意见,认为国号问题是中国内政,无须外人过问。倒是同意征求在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委托周恩来去办理。毛泽东又让周恩来也说出自已的看法,周恩来主张暂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加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最后大家同意暂用周恩来提出的两全其美的办法。

但就在大家投票决定继续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的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一个清客,周善培向毛旁敲侧击地说:如果叫中华民国,主席啊,你的地位永远不会超过孙中山,你只有改这国号,才能做太祖高皇帝。

于是,毛主席违背了自己当初的正确看法,把国号改了,过了把太祖高皇帝的瘾。而周善培因揣摩圣意,也过了一把开国功臣瘾。但十六年以后太祖高皇帝毛主席后悔了。

十六年以后,毛泽东对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记者透露这个秘密。

记者:请问毛主席,您生平最高兴的事是什么?最不高兴的事又是什么?

毛主席:你说呢?

记者:我认为,您生平最高兴的事,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站在天安门上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最不高兴的事,就是在朝鲜战争中,您并没有赶走所称的"美国帝国主义",最多不过打了个平手,最终还是被迫签署了一个"停战协议"。

毛主席哈哈大笑的说: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我生平最高兴并引为骄傲的事,就是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什么都未就绪,就敢于在朝鲜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较量,阻止了它的北上,并迫使它与自己不承认的对手谈判,最后并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最不高兴和后悔的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候,没有继续延用"中华民国"国号,如果这样做了,就没有现在这么多麻烦事了。



而过了几十年后,李登辉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上台后,在一次会上很高兴地说:幸亏毛泽东没有这么做,否则我们还真的不好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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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毛泽东晚年一直耿耿于怀,改了国号是他一生最后悔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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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一个中国的描述性的后悔理论。

(我们的宪法)决策者以一个参照物作为初始条件的基础,来衡量和判断其拥有资源的政治体制。

其归因的结果,构成了反事实推理事件。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从1949年10月1日向全世界宣布成立,直到延续到现在,都是政府的继承,国家的延续问题,既不是一个继承国家,也不是另一个新国家,而是旧瓶装新酒,变脸没变身子。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不是以另一个国家的身份和定位成立的。

这样规避了“两个中国”的政治陷阱。也否定了美国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千方百计制造和设计的继承国家,或新国家的“两个中国的贼船”阴谋(毛泽东的原话)。

在法律上确定只有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变脸】成了虚假效应的面具,只是增加了一个政治变量------后悔。

在法律定位上,不是国家符号发生了变异,而是政府的位置经过内战形成了新格局因而发生了位置交换。

在国际上,也不是国家的变更,而是内战后的中央政府的位置发生了交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了蒋介石政府)依然是既存会员国原定的中共代表董必武郑重签字承认的中华民国的一个新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境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的个性(部分)。


这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事实推理和法律推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锚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始条件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全中国人民创立的中华民国,但是它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


这就是宪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确定的前身,也就是法律上存在的相关一致性和正确判断在两个政治符号变量之间“格守一中框架”的检验标准。

正如以上分析和判断结果所示,格守一中框架的社会称许性,遇到了自相矛盾的问题,是允许ROC存在还是禁止ROC存在,就出现了“究竟我是谁的问题!”?



尽管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中国,没有继承国家的问题,没有承认另一个“新国家”的问题,


那么“我PRC”是中华民国的延续呢,或者“我PRC”不是中华民国的延续问题!


这个格守一中框架的理论效应尤其显得更加重要,


从这个框架扩展产生了“良药苦口难下咽”的社会现象。

正确判断两岸格守一个中国框架的【两岸一国】“禀赋效应“问题。

政治就是谋求社会政党和阶级利益最大化。社会共识就是选择和取舍的政治艺术。



人们的态度和政治偏好是比较固定的,而且不容易被引导和交流的方式而轻易改变。


这就是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

由于社会存在禀赋效应,人们要避免失去所拥有的东西,容易产生“安于现状情结”。



害怕改变带来可能的损失。当社会制度变革时,那些可能利益受损的群体为了避免损失带来的痛苦,必定会不惜付出很大的代价来维持原有的制度,而社会的进步就必须要克服这种惰性 现在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

什么是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要想让人们把已经得到的东西拿出来交换,那一定要比原来得到它的价值和代价高出很多(困难很多)。换句话说,你100万买到的房子,要是让你卖出去,一定要出更高的价钱。

由于禀赋效应,政府应该对改革的艰苦和其中遇到的阻碍力量有充分的估计,用更大的努力积极地推进改革。此外,禀赋效应及引起禀赋效应的“损失厌恶”理论还可以解释很多经济活动中的现象:政府拆迁中,拆迁居民往往会觉得政府提供的补偿太少,而与政府发生补偿价格上的争执,这就是禀赋效应的体现,居民失去自己的房屋,会要求比购买同样的房屋愿意支付的价格更多的赔偿才会觉得满意。



这一点在公共物品的补偿要求中体现得更明显,曾有一项调查表明,为种植行道树,当地居民平均愿意支付lO.12美元,而如果要砍伐行道树,则要求的赔偿平均为56.6O美元。


同样道理,即便是为了两岸和平统一,但要想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符号,就要付出比当初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时候要困难的多。

要想改变一个既定政策,就要比修改这个政策,要困难的多!即便新政策的收益,要比原来的更好,也会是这样。这就是社会成本的必然规律!
毛主席在晚年曾經十分後悔當初沒有把中華民國的國號沿用下來,給蔣介室留下了個空頭名號。
要是早把中華民國的國號也用了,那麼共产党就是孫中山去世之後中國革命的唯一合法正統繼承人了。

結果當時一時糊塗,沒有用,就留給了蔣介石,

現在阿扁這個政治流氓還在頂著“中華民國總統”

的頭銜准備搞台灣共和國。真是悔不當初啊。
中華家國 - udn城市http://city.udn.com/50415/2753268#ixzz2ShCvGjdM

四荒八无”是怎样炼成的? (2014-08-11 08:39:31)[url=]转载[/url]

标签: 军事 分类: 时论酷评

所谓“四荒八无”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对时下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总结,他的原话是:“我们国家是四荒八无——四荒:荒唐、荒诞、荒芜、荒谬;八无: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虽然骇人听闻,但只要我们对中国社会有真切贴近的认知,恐怕就不能不承认周教授的看法的确是一针见血的。

大凡对中国现状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中,80年代初所说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90年代所说的人文精神危机、诚信危机,人们通常所说的家庭危机、道德危机,正是中国人精神世界土崩瓦解过程的写照。不过,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精神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寻找重建精神家园的途径。 这几十年的确是一个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们自由活动空间也在增大的时代。但是,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人似乎找不到信仰,道德似乎在堕落,家庭在不断解体,人们的心理越来越焦虑、甚至不乏愤怒,人与人的关系、还有官民关系趋于紧张、甚至敌对,商人之间互相欺骗就不用说,白衣天使也已经成了黑心肠的象征,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越来越狂妄,而对本民族的文化也越来越丧失信心。具体说来,国人这种“四荒八无”的精神风貌大致体现在这两方面:
首先,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不安全感普遍增强,不仅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就连生活在社会最上层的1%的权力精英和4%的经济精英,都普遍感到了不安全;处于社会中层12%的中产阶级,是目前安全感指数相对较高的阶层。中国各阶层的不安全感具体表现为掌握权力的权力精英对社会成员自由言论、集会、结社的控制,即对自身拥有的权力的不安全感;大量贪官携款外逃和私有企业主向国外转移财产,即对自身拥有的巨额财产的不安全感。仅《人民日报》公布,近年来中国贪官600多人卷款50亿外逃,实际的数字远不止这些,保守估计,90年代以来,中国外逃贪官和现正打算外逃的贪官约2000人,加上已经拿到外国绿卡的中国官员和经济精英的子女亲戚等,共卷款15千亿。中国高层生活状态尚且如此,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平民特别是下岗工人和农民,不安全感则来自最基本的生存威胁。在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阶层的不安全感显著增加。精英的不安全感来自未经认同的权力和巨额不合法财产,平民的不安全感则来自教育与生存。相比之下,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诉求则简单得多,主要来自日常生活的住行等生活安全,如担心偷盗,抢劫,飞机出事等。安全指数是一个社会的稳定指数,不安全感容易产生攻击性。如果一个社会的某个阶层安全感普遍下降,这个阶层的暴民数量就会明显增多。
其次,则是因不安全感增强而导致的矛盾激化、道德沦丧。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的偏离导致了对中国社会传统道德认同的偏离。现在社会风气日下,传统道德失守,在于中国人的认同出现在与传统相比比较大的偏离。例如,由于贪污腐败盛行,权力精英靠攫取权力快速致富,使中国人的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受到威胁。各行各业贪污腐败成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占一亩三分地,职业道德沦丧。娼妓普遍存在。虽然人们以妓女为耻,但对妓女的态度较传统改了许多,同情多过责难。有部分地区出现夫妻档,男的拉客,女的接客,俗称放飞。中国社会各阶层不安全感的增强和认同感的偏离还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如民工现在成为不稳定的代名词,民工在每一个城市,都被视为潜在的小偷,成为一个城市的不稳定因素。普通市民嫌民工脏,有大学教授建议在公共汽车上开辟民工专区。打、砸、抢是暴民的拿手好戏,群体性哄抢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利用权力强占则是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一贯作风,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因拆迁自焚的惨剧,说明了中国社会上下两个阶层的对立已经到了相当地步。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不断恶化,达0.49,实际已经超过0.50,大大超出了世界公认的国际警界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之所以在如此大的基尼系数下仍能维持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改革开放的成功和娴熟的高压控制手段,以及中国二千年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钢性。但经常会有突发事件发生,下层平民的集体上访、自焚、投毒、爆炸、纵火等。

这种“四荒八无”的精神面貌的形成当然有其现实原因。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前沿的话,却不能不着眼于那场陷民族精神于万劫不复深渊的十年文革。最近,连续出现一些老年人碰瓷、讹人,自己摔倒坑人,祸害了一帮年轻人的事件,在寻找其原因时,就有人指出:仔细想想,其实不是老年人变坏了,而是,那拨坏人变老了——几十年前,那批年轻的红卫兵打、砸、抢、烧,成了一代恶人,而现在这帮成为老人的恶人又开始以新的方式祸害社会。确乎有理。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也曾有这样的看法:“我深感十年文革,毁了我们一代或几代正常人的一生,几乎成了文盲,当然这只是说我,我们的领导还都是博士硕士。”
    十年文革,可以说彻底摧毁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文化基础。不仅西方文化一扫而空,而且传统文化也在劫难逃。历史学家公认,这在现代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出文明悲剧。人们可以摧毁所谓的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却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图科学地建立起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有限的。道德、宗教、文化是无数代人的智慧的结晶,这样的智慧是任何一代人、更不要说一群自认为已经发现了历史进步的方向、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所能比拟的。抛弃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是容易的,但没有人能够聪明到建构出替代它的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 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盘反传统反西化浪潮,中国人与其祖先和世界都失去了联系,他们遗忘了人类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信仰、规则、价值。文革开始之后,整个国民经济几乎陷入停顿,正常的生产生活受到重大影响。随着文革的深入,人们本来很正常的言行变得出奇的敏感和小心。捕风捉影,戴帽子,反革命,劳改,反动,体罚,株连九族等等,都因为政治原因变得普遍。许多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中国人在这场运动中成为牺牲品,阶下囚。而为了在这样一个畸形社会中求得生存,又有很多人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于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出卖朋友,阳奉阴违的风气再次成为主流。因为在这十年中,中国社会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法制,有些当权者的权力膨胀到极点,没有人可以约束。这与一百年前所推翻的腐朽的满清王朝是何等的相似。原本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急转直下,道德沦丧,不堪回首。于是人们变得极端自私,因为要生存就要先保全自己的利益;人际关系变得无比冷漠,因为你无法相信任何人,就连自己的子女,最好的朋友都可以打倒你,出卖你;公民彻底失去对社会的责任感,因为社会本身就没有给他们公平和利益,只给他们无尽的失望和懊恼。人们变得怕事,不爱出头,懦弱,趋炎附势,麻木,爱占便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政治丧失热情,这种风气与处世态度经过十年的培育,不仅在亲历文革的很多人的心理深深埋下,也由于他们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
   文革中种下的这些恶果,终于在今天开花结果。文革虽然结束了,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文革十年所培育出的这些社会遗毒却没有彻底清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遗毒所散发开来的,是我们经常看到听到的腐败、官僚、贪污、惟利是图、不遵守社会规范、法制形同虚设、权钱交易、社会不公等等。这不是在责备中国人,中华民族也的确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在遭受到了如此浩劫之后,仍然能够继续前行,是值得称颂的。但文革的遗毒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识,政府有责任帮助人民改变文革遗毒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应该不断的反思历史,吸取教训,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和社会。专制和藐视民主法制,必将误国误民。
    对这种文革遗毒对今天中国人精神和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国家领导人也有清醒的认识。 2012314,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就讲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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