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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面對「中華民國議題」之研究(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主辦)

中共面對「中華民國議題」之研究
第一屆《北京「台研論壇」》論文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主辦
台灣夏朝基金會協辦(2006.4.23─25)
中共面對「中華民國議題」之研究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楊開煌

  
一、問題的提出

  長期以來,中共當局在對台政策上堅持「一中原則」,此一原則的堅持包含了反對「台灣獨立、二個中國、一中一台」,後來將這些「反對」綜合起來,就是「反對一切將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的口號、作法和政策」,所以從中共當局的心態而言,就不存在需要面對中華民國的問題,然而,諷刺的是自從中共當局堅持「一中原則」政策起,也就從現實面向證明了中華民國一直存在的事實,只是已往兩岸雙方彼此敵對,老死不相往來,因此,遺可以以「敵人」的定位來面對,但自從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共提出以「和平統一」取代「解放台灣」的新政策時,中共當局這已經注意到要如何面對台灣的統治者問題,當時提出的方案是「兩黨談判」,換言之,中共仍然想以不直接面對的方式來面對,此一方式看似平等,但本質上大大不同,以往的國共合作和國共內戰都是在中華民國名號之下進行,而七九年的方案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號之下進行,所以當其時也,如果談得起來,則中華民國就已經不存在了。而當時的建議未被接受,應該說就是一個警訊,必須要思考如何面對中華民國的議題。之後的兩岸關係的思考就循著三條線在發展:一是中國大陸所想的一直是從「一中原則」就可以直通「中國統一」的作為;而中華民國所想的一直是從「一中原則」到現狀安排;三是從九十年開始在台灣出現的拋棄「一中原則」的現狀安排。直到二零零四年的「五一七聲明」之後,中共的對台政策才確立了以「反獨」為主,造就是說大陸當局首次在政策上承認,「統一」已不再是中共對台政策的首要目標,到了二零零五年全國人大代表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則是更進一步在法律層面,確立反獨的策略目標,從此一意義而言,「反分裂國家法」的第八條的真正意圖是指中共要以「武力」來維持現狀;反之,真正會改變現狀的是第六條的交流和第七條的談判。在此情況下兩岸關係現狀這種「儘管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的現狀,就有可能是長期存在的現狀,所以說多了此一因素之後,如何面對中華民國反而成為中共當局不得不處理的議題,因為在法理上中共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之後,不論是否明說都代表了目前的中國仍處在「尚未統一」的狀態,否則「反分裂國家法」便是多餘的法律;其次如果尚未統一不等於反裂,那麼「中華民國」在「未統一,未分裂」的國家之中,一定存有一定的法律位階和政治位階;其三此一位階之制訂,如果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定位為中央政府,而將中華民國訂位為地方政府那就不是「未統一」的狀態,反之,如果都定位為國家那就不是「未分裂」的狀態;其四如果不加以定位,則中共當局如何和一個不具「法人」身份的對象,進行有法律意義、法律規範和法律責任的互動,而可以產生法律的效果,也不能以談判來解決,因為這是循環論證:沒有定位就沒有可以談判的身份,有了確切的身份,也就不必用談判來解決問題。所以說在「反分裂國家法」制訂之後,如何面對「中華民國」便是中共當局在處理台灣問題上不得不優先處理的議題。

  二、定位原則思考

  按上述的論述,在定位中華民國問題又必推論另一個邏輯:是誰來定位,從本文來看當然是中共當局,但是如果只能中共當局單方面擁有台灣的定位權,則在理論上中華民國定位的問題就不能成立,事實上也已經不被接受如前述的「兩黨談判」及「一國兩制」這樣的安排不論多合理中華民國都很難接受,從某種意義上說「兩黨談判」、「一國兩制」在定位原則上,也都有其可取之處,特別從中共當局的立場來看已經是釋出了最大的誠意,然而中華民國仍然將之醜化,予以拒絕,應該說此種不平等的逆反心理因素是其中的理由之一;換言之,中華民國也必須擁有相同的權力,否則被訂定的中華民國,就處在先天不平等的位階上,然而只要中華民國也有平等的定位權,則問題的本質就必然出現了變化,它會從中華民國的定位問題,蛻變為兩岸當局的相互定位的問題,因為不論從中華民國的要求,或中共領導人的保證,都強調「平等」、「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既是如此,則定位的結果在兩岸之間,就是中華民國是什麼大陸當局也是什麼,反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什麼台灣當局也是什麼;但是,果真如此,大陸當局必然無法同意,因為雙方擁有絕對的平等權,在目前的政治狀態下其結果極可能導至兩岸分裂,除非這樣的平等權必然有所局限,例如局限在只是處理兩岸事務之內,而國際上兩岸問題,則必須等待兩岸之間定位己定之後,再經協商安排。換言之,在我們思考如何面對「中華民國」問題時,有一些原則或精神是必然的,先驗的存在基礎的。

  首先是「一中原則」,如果沒有「一中原則」,則上述的問題便不存在;因為從兩蔣到西元二零零零年中華民國一直都是堅持一中原則,領導人的選舉是不能改變原本憲法的基本準則,民進黨透過選舉取得權力,這是政府間繼承而非國家的重建,因此,民進黨在完成所有的法訂程式之前,是沒有權利廢除「一中原則」,否則就不是民主政治,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目前所有的國家在處理兩岸關係時,都是按「一中原則」或「一中政策」來處理,因此中共在處理中華民國時必然也是在「一中原則」下來思考,而台灣在思考對策時也只能在一中的基礎上摸索,如果欠缺此一原則則一切的方案便不可能。因此,拒絕在「一中原則」的模式架構下來思考的提案,也許在台灣具有部份市場效果,然而在兩岸、在區域、在國際必然是遭到被邊緣化的結果

  其次是「準國際法原則」,顯然兩岸關係自二次大戰以來就是國際關係的一環,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中國大陸也開始逐步融入國際體系,雖然中共歷來堅持台灣問題是中國內部事務但是兩岸關係則是越來越屬於國際關係的範疇,是以任何思考解決兩岸關係的方法,都必須經得起國際法的檢證,才能成為地區結構的原素之一,如此的解決方案對中華民國才有保障,在台灣有不少人是依賴美國介入、美國保障這是十分不可靠的期待,但是如果是在國際法的原則下所確立的架構,則中華民國的保障,是建立在為國際社會所普遍認同的準國際法的基礎上,為了大家的安全和國際的穩定,國際社會自然不會允許個別的國家去破壞,依此建構一個隱定的架構,才是對中華民國最大的保障。


  其三是「內外得有差別原則」,前面討論過兩岸之間,不可能是絕對的平等,否則就是各自獨立,大陸當局必然不會接受,因此中華民國在處理兩岸定位問題時,必須將面子和裡子分開處理,大致而言,在兩岸關係上面子比裡子重要,因為在兩岸之間,中華民國最需要爭的是在中國人面前的平等地位,而在國際社會可能是裹子比面子重要,不過也不是鐵律,所以說「得有差別原則」,也就表示兩岸在這一方面可以內外相同,亦可內外不同,大陸當局應該在「一中原則」下對這些議題抱持一種大國的胸襟和開放的心態,與中華民國對話和談判。以便真正為中國的週邊和平,為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三、海峽兩岸定位類型分析:

  有關兩岸相互定位的問題,自從上一世紀的八十代開始就有學者討論,不過長期以此一議題的研究,總是和國家統一模式的研究糾葛在一起,大體而言,中華民國政府和學者的建議比較傾向在統一過程中的定位方式而大陸與海外學者的建議比較傾向統一模式,此一現象在中共的第四代領導者上臺之後,存有了變化,大陸的政治學者、法學學者也開始提出類似的構想,簡述如下:

  (一)中華民國方面的構想:

  l、多體制國家:1976年由魏鏞教授提出,魏教授是台灣學者中最早針對兩岸相互定位問題,提供準國際法位階的理性思考的第一人,而且原創性地提出兩岸是在一中原則下的多體制國家。此一概念既是兩岸關係的一個過程設計,又是一個目標導向的設計,各中包含了兩岸主權同一,治權平等,制度競賽的概念,可惜在當時的兩岸政治時空下,兩岸當局均難以接受;殊為可惜,其後在一九八零年旅美的丘宏達教授和杜溫(Robert Downen)教授,已著書討論多體制國家。  2、一國兩府:此一構想最早見之於尼周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其後一九八九年三至四月份年由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林釭祥先生和吳淑珍所提出,當其時也,行政院長俞國華和外長連戰在答覆時稱,只能作為大陸政策的參考。

  3、互不否認對方為政治實體:這是中華民國在一九九一年的國家統一綱領決策為兩岸關係的定位所提出的訂定方式也可以視為中華民國政府對大陸當局提出兩黨協商建議的第一次正式的回應。

  4、一國兩區:首先是郝柏村先生在擔任行政院院長時提出主要的論述包括「一國」是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風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區」是指中國內部包括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平等」是指對內而言兩者是平等的,兩者都是中國主權的一部分,主權的一部分與另一部分之間的地位關係,對內而言是平等的,無所謂高低之分;但對外而言又必須是統一的,兩者合二為一個中國。」其後在整個九十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在兩岸定位的議題上遺提出過「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 (一九九一年)、 「一個中國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一九九三)、「一個分治的中國」(一九九七)等主張,都是希望從平等的立場出發來尋求解決方案,

  5、一中兩國:這是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胡全威教授在一九八九年提出,其內容為:

  (1)「一個中國原則」:雙方均主張一個中國,反對中國永久分裂,雙方致力邁向統一。
  (2)「兩個國家原則」:在未完成統一前,雙方互相尊重其在現有疆界內之主權。雙方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國際間代表對方,或以對方之名行為,雙方尊重對方在其內政與外交上的自主權。
  (3)「和平相處原則」:雙方保證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脅解決兩岸問題。此「一中兩國」的概念,在張亞中後續的著作:《兩岸主權論》、《兩岸統合論》、《全球化與兩岸統合》三書中,其建構完成的「兩岸關係思想體系」,有非常詳細的論述。

  6、一中兩憲這是台灣大學心理學系黃光國教授提出,有鑒於兩岸關係目前陷入雙方各說各話、毫無交集的局面,他提出「何不借鏡歐盟統合建立文化、經濟共同體的經驗,既尊重對方的憲法,又維護自己的主體性,讓兩岸在對等的地位下談判」如果對等,他提出「一中兩憲的概念,是以憲政自由主義為基礎,希望以法制精神和理性的態度,破解兩岸的政治困局,並建構兩岸的和平關係。」為了擔心有人曲解,他又特別解釋「一中兩憲不等於一國兩憲,一國兩憲是違反政治學原理的,一個國家不可能有兩部憲法。一中兩憲只是承認現實狀況,意思是說,對岸有部中華人民共合國憲法,我們這邊有部中華民國憲法,兩個憲法都是以一中原則做基礎。」

  7、一個主權,兩個主權行為者:係本人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廈門大學法學院主辦的「國際法與台灣地位研討會」上,臨時提出的構想,其大意是指:在國際法中國家主權的至高性、不可分割性及不中斷性,這些都是近代國家和國際社會中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否則所有自一六四八年西斯特法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以來的國際秩序就要崩解。但是在特定的情況下,「主權行為者」是可以有一個以上的「法人」來行使,而「主權行為者」之間,而是各自可以在原主權範圍內,自己所有效管轄統治的地區,作為整體主權代理者來行使其部份地區之主權,而「主權行為者」之間,是平等而互不隸屬,如今在兩岸關係目前的法理狀態是一個主權,而事實狀態是「兩個主權行為者」,而且彼此之間,必須也必然只能是平等而互不隸屬的閱偽其實在九十年代兩岸當局透過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兩會」互動,也已經實踐了此一互動的模式,其後「兩會」之間,因台灣方面提出「兩國論」而徹底終止互動。之後又經過了多年主張分裂中國,台灣獨主的政黨主政,因此,原本已經停止的「兩會」之間,也很難完全恢復舊觀因此,也必須有新的論述,以便在中華民國的政治出現新的變化時,有機會為兩岸的對話和協商開創新的契機。至於兩個「主權行為者」在國際間的安排,在沒有對話、談判之前,仍以傳統國際規範為規範。

  (二)大陸學者的構想:

  1、國家、政府:這是大陸人民大學黃嘉樹教授的提議,其主要精神在於他認為:依據主權本身的所有與執行的二重權能以及主權內涵的歷史演變,可以將主權從構成上區分為主權所有權與主權行使權兩大部分。這兩大部分既相互區分,又相互聯繫。同時,依據分離是否是主權所有者自願進行的標準,主權行使權與主權所有權之間的分離模式可以分為主動分離與被動分離兩種。而國家是主權所有者,政府為主權行使者,前者不可分而後者是可以分開的,依此精神推而解釋兩岸關係。

  2、國名、國號:大陸廈門大學教授陳動認為:是從國名和國號來處理:首先確認國名為國家的名字,而國號是政府為國家所命的名字,所以國號基本代表的是政府、國體、政體而非國家,國號代表政府,政府的改換有可能改變,但是政府不能改變國名,只能改變國號。其次國名的變化主要是由於領土的變化,換言之,只要國家的領土沒有變化,國名就沒有改變,而國土依中國的憲法所訂,則憲法未變國土也未變,因此目前的狀態是一個中國(國名)兩個國號: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一個中華民國(國號)。 (陳動「論國名與國號」)

  3、合作主權or協作主權:大陸廈門大學教授楊翠柏認為兩岸之間:即大陸和台灣是否可以有「合作主權」或是「協助主權」的概念,台灣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大陸也作出靈活的、有效的讓步,以維護「一中原則」則兩岸之間,必能和平相處。 (楊翠柏「全球化視野下的國家主權與台灣的法律地位」)

  4、多體制國家:大陸廈門大學教授朱福惠認為兩岸關係是「多體制國家的憲政安排」即是在兩岸均維持現行的憲政體制不變的前提下,通過一個效力更高的協議(或者至少在效力上同於兩個政府的憲法),確立兩岸政府之間的法律關係,實現兩岸統一。 (朱福惠「關於以多體制國家的憲政安排實現兩岸統一的初步思考」)
  
四、若干思考:(代結論)

  面對上述創意無窮的思考我們以為如果大陸當局在九十年代就能以戰略的眼光,開放的信心和前瞻的視野來理解來自真正中華民國的建議,現今兩岸關係的格局肯定穩定得多,問題在於在當時中華民國的建議多半是從統一的過程,從如何保障中華民國的自主性,從兩岸定位的角度作思考,作建議,此種思考和建議也正反映出中華民國「國家統一綱領」的思惟模式,循序漸進,穩步統一,其實從現在的視野來看,中華民國「國家統一綱領」的種種作為,有可能正是大陸當局所提和平統一的實踐步驟,果如此統一之後的模式就可以完全開放;然而大陸當局當時的期待,完全以統一模式、以統治台灣的心態、以立即統一的急迫感,來苛求反共的台灣,和邁向民主的中華民國,因此所有的創意在中共當局,包括大陸的學者都是無意義的「文字遊戲」,不但是創意的浪費,而且使得資源無法集中地從國際法、從政治學、從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各層面鼓勵大家,去充實這些創意,豐富這些創意,開拓這些創意;而且是一經否定就難以復活,正如只要是領導人欽定也就永不能變一樣,例如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不論如何大陸學者也不敢試著建議大陸當局,將之調整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統一過程的思考。結果不但延誤時機,而且使得兩岸關係很容易為外國勢力和台獨的輿論加以利用,殊為可惜。

  如今中共第四代領導人開始調整兩岸關係的戰術位階,「反獨」被提上重要的位置,使得大陸的官方和學者都開始認真面對統一之前的過程,在此情況下,我們就會發現兩岸的學者就越來越有機會從以往立場:真的對話逐步轉向解題式的對話,從一般交流式的思考轉而為安排政治定位式的思考,從維持往來式的座談轉向不斷積累成果式的座談,從空泛的趨勢,大勢、形勢的研討會轉向單一問題、解決導向的研討會;我們相信只要大陸當局在面對中華民國的議題上,提出合情合理的方案,引得國際的認同,引得台灣人民的認同,則「一中原則」的問題自然而然地響影到台灣的領導人,必須思考只有「獨立」才能出頭,才有保障的思考模式,轉而在一中原則上思考保障台灣的最大可能。

  此一短文並無野心在中共面對中華民國的議題提供答案只想羅列以往學者的成果,作為今後討論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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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是怎麽統一的,可以借鑑一下
两岸官方尚未交流,以上的各种说法都是基与虚构的前提得出来的结论,没有实质的意义。况且,中华民国差不多已经名存实亡,讨论中华民国不太现实。
要以减少损失,提高效能,促进发展为大的方向。如何统一只是一个方法的问题。:p
:) 有事看看,没事侃侃!:)
“一个国家内未结束的内战状态”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表述吧。之所以未结束,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都有,但这种不正常的国家状态终究是要结束的,关键是如何避免最小的损失来结束,毕竟都是“两岸一家亲”,真要到不得不靠打一场来结束,那对整个国家两岸利益的伤害都太大了。
说到如何面对“中华民国”的问题,我想不论如何实现和平统一,“中华民国”这一名词都应该成为一种历史了,一个主权国家是不会容忍有两个“国号”存在的,要结束内战显然要放弃一个,或许曾经可争取到两个都放弃用新的代替,但现在看来已经不具备这种环境了。
“中华民国”是背在台湾同胞身上的一个包袱,统一不就是放下这个包袱而已吗?
彩雲之南歡迎您 中華統一增豪情 兩岸攜手同建設 中華崛起共和諧 ---本人一切言论均为个人认识,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联邦制````理论上可行.........:cool:
孙中山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建国的理论基础,否定“三民主义”的人不是中国人。正如孙中山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分为“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一样,“中华民国”分为“中华民国”和新“中华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关于台湾现政府的定位非常地容易,完全可以将他们定位成"伪中华民国傀儡殖民政府",就象当年的"伪满"政权一样,中国不存在统不统一的问题,只存在收复被反动殖民势力建立的非法政府占领的领土的问题.
不論如何定位,台灣的兩仟三百萬人,根據現行憲法、歷史發展以及政治現實,都必須接受[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如同大陸人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國家一樣理所當然。
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堅持[和平統一],則必須選擇[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國]來談判,否則沒有一個台灣政治人物敢出面。
Post by ldeutschland;6599
不論如何定位,台灣的兩仟三百萬人,根據現行憲法、歷史發展以及政治現實,都必須接受[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如同大陸人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國家一樣理所當然。
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堅持[和平統一],則必須選擇[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國]來談判,否則沒有一個台灣政治人物敢出面。
现行宪法,历史发展,这个先不说。

是什么样的政治现实,让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既然你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还谈什么和平统一呢?都主权独立了,就没有统一问题了。

某地要独立,一个台北人起草一份台北某街某巷某国的宪法,当天起宣布独立,并且当天为独立日,还和街坊邻居建交,那这哥们就算是从现行宪法,历史发展,政治现实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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