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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什么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该解决的问题”?

解构什么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最该解决的问题”?

春节之后,中国两会即将召开,讨论的议题无非是围绕“十四五规划”如何开好局,起好步的话题进行广泛的征集意见和商议解决方案。但我们身居海外观察“国家”“政府”和“国家主席”的“最该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必须尽快实现统一的问题”
     什么是问题?问题就是解决差距,就是解决矛盾,就是事物应有的结构和状态与现实的结构和状态之间的差距和客观没有解决的对抗,冲突,矛盾,斗争。
     什么是“国家”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定位和“政府”的结构不相适应的差距,对抗,冲突,矛盾和斗争。美国里根总统是“政府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政府就是最大的问题!”
     什么是“政府”的问题?政府是依据宪法保护人民主权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办事机构。
试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政府,还是国家呢?!这个问题我们几十年来自上而下都没有真正搞清楚!这就是今年两会涉及“一个中国”原则的最大问题!
     什么是“国家主席”的问题?就是“国家法人”,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形象”。中国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不是由全体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因为制宪者希望国家主席不是由人民群众情绪的支配和某些政治势力的操纵,能够由少数具有冷静思考和理性公信力较高的精英和社会贤达代表(代表产生的资格和任期)推举的最合格的国家领导人。在美国这种制度叫做“选举人法”。“国家主席”任期为五年,限制只能连任两届。最重要的就是展现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完整和统一。毛泽东曾在四届人大期间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其中三个原因,第一,前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年11月含冤去世。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两个主席形成了“非此即彼”的两条路线“两个领导核心”。第二,中华人民共的国家主权还没有实现“国家法理统一”。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宣告成立的。不是另立一个主权独立的“新国家”。直到1971年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什么意思呢?开宗明义,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就是1945年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了中国十人联合国宪章签字代表团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并以此注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得了国际正名。什么正名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联合国宪章上既存的中国即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是“亦此亦彼”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定位。“问题”出在美国和蒋介石的代表制造的“双重代表权”问题,早在1971年联大决议通过之时已经被联合国大会无形否决了。然而,因为中国一直没有在台湾驻军和推翻蒋介石代表的反共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治势力,依仗中华民国台湾省的剩余权力,分裂主权占山为王,自立自治,忽悠台湾人民,煽动反中抗中脱中仇中的教育威胁和挟洋自重另立山头。这就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完整的中华民国的法律概念”残缺不全,这就是历届中国国家主席义不容辞的反独促统职责法定权力和牢牢铭记的历史使命。
      现在,为何习近平主席不能如期解决法统台湾的问题呢!?这里有三座大山,即人为的政治误区和思维障碍。首先是中国大陆的“非此即彼”形而上学,“否定中华民国”的存在和联合国宪章的编辑效益依然有效。“法无明文不得处罚”,大陆智库陷入不能自拔的国家认同陷阱。
其次,就是美国霸权的“台湾关系法”强力介入和政治军事的干扰和阻挠两岸实现国家统一。
再次,台湾民选政府倒行逆施,坚决抵制中国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也就是说,如果实行“台湾人治理台湾”的“一国两制”错误政策,台湾必然走向分裂和台独独台一分为二的国家分裂状态,这是邓小平理论项下以及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习而不察”“习非成是”始终解不开的“单一制自交系”政治难题。
大海自1999年以来不断上书,提出“同心同国,法统台湾,立新求真,东渡扶桑”解决方案,以毒攻毒,以夷制衣,将计就计,腾笼换鸟,移民为上,一国一制,一念之差,解民倒悬。但是,只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而没有其他的理论,可以解决台湾问题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思想体制,积重难返,很难突破重重的政治权威影响力。这就是2021年国家主席思想不解放的问题。
        



   
韩非子
原文: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注】①选自韩非子《说难》,有删节。说难(shuì nán):游说进言的困难。
译文:
    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使自己的说法适合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接受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上抛弃了他。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
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
    关其思和这位老人说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这是不可不明察的。
    从前弥子瑕曾受到卫国国君的宠信。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子的,论罪要处以刖刑。弥子瑕母亲病了,有人抄近路连夜通知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而出。卫君听说后,却认为他德行好,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会犯刖罪。”另一天,他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吃桃子觉得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半个给卫君吃。卫君说:“多么爱我啊!不顾自己口味来给我吃。”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时,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人原本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虽然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有了变化。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说。
    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被杀掉。君主也有逆鳞,游说进言的人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成功
在中国传统政治术语中,“以夷制夷”是一个涵义十分丰富的概念,其表现形式及相应的政策、措施,也是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但作为中国历代治边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其核心无非是通过边疆少数民族来治理少数民族,从而解决边疆问题。

历史上,中国的边疆地区主要是各少数民族的活动场所,尤其是北方草原地带,在许多世纪中,各游牧民族和部落因种种原因处于迁徙不定的状态,兴衰更替,不仅各边疆民族之间关系复杂,甚至同一民族的各部之间也互不统属,互相挤排,明争暗斗。
在此背景下,华夷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联系也往往程度不一,这些情况成为中原王朝“以夷制夷”解决边疆问题、推进边疆治理的基础。
第一,分化瓦解,分而治之。历史上,游牧部落的统一往往威胁到中原政权,所谓“散则易制,得并为一,则势专难图”。

所以,利用矛盾,“以蛮夷攻蛮夷”,“使之人自为雄,各相为战”,相互削弱,不仅是一个重要军事战略,也是中原王朝在边疆经营上的一个重要政治策略。
当然,这一战略在具体实施方面有种种不同情况,历史上更多地表现为对强大的部落共同体或游牧帝国予以分化,以求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如隋朝曾面临突厥的严重威胁,但突厥各部之间矛盾复杂,所谓“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
于是隋文帝杨坚就将利用突厥各部分裂的状况,采纳长孙晟的建议“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在突厥各部落间施展阴谋,收买或威胁,大肆分化瓦解,从而在避免大规模用兵的情况下,成功地将突厥纳入朝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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