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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簾幽夢,不知與誰能共!?

習近平主席:您好!


我有一簾幽夢,不知能不能與您分享。




今天是台灣光復紀念日,我先談談我的台灣夢,這真是我一生念茲在茲的一簾幽夢。
前三十和後三十年,以及現在三十年的前十年的台灣夢,各有秋色,重點不同。




我是台灣光復後出生的第一代台灣外省人,所以,我一生都打上了魂牽夢繞的台灣烙印,並為之鞠躬盡瘁,實事求是,上下求索,找尋方向。自1974年春節大年初一,我在寶雞石油鋼管廠當電鉗工人正式出師並當上師傅,同時還受到車間重視,成為“培養對象”之際,我倍感“台灣出生背景”,若有芒刺在背,於是在參加春節大檢修的間隙,我接連兩天兩夜,寫成了第一封致毛澤東主席的萬言書。信中腳踏實地描述了我們石油鋼管廠的生產實踐和職工綜合素質及在職教育情況,自我介紹連續多年被評為“生產紅旗手”,但內心非常糾結和惶恐不安。我大膽冒犯極左路線,提出了我的五點諫言和改革建議。

一個月後,我得到了中南海府右街一號的正式回函,與此同時,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全面開始了。對此我敏銳地覺察到這是“抓革命,促生產”解放思想,進而解放生產力,“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集結號。我在當時主動地登門找到鋼管廠的趙寶珍廠長,苗德勝書記,以及當時的軍代表。堂堂正正闡明了我對當時政治形勢和國民經濟的宏觀分析,以及石油鋼管廠面臨需要促進石油管線生產大發展的大好局面。他們對我的觀點表示驚訝和讚賞。這些信件原始證據和事實,既有人證,也有物證。可謂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隻“出頭鳥”。並且隨後在同年四月遭到“四人幫”自上而下的“追殺”和“秘密調查與跟踪”。由於我在鋼管廠的社會基礎和口碑非常好,廠裡為應付“北京專案組”,專門邀請我父親趕來寶雞,把我接送回家脫離“運動”。幾個月風平浪靜以後,我回到了鋼管廠,一場風波就這樣躲過去了。這就是42年前鮮為人知的小人物“大鬧天空”的真實故事。

中國後來的改革之春,正是這一“蝴蝶效應”,初始非常微小的變化,經過不斷放大,對其未來社會狀態造成了極其巨大的影響和潛移默化作用。我的一生雖然充滿了傳奇的色彩,但也非常自然,非常現實,非常難能珍貴。

如果說我的前三十年社會實踐是一所從小學到中學,從知識青年轉變成地地道道的山上鄉下農民,又成為農村生產勞動標兵。再繼續轉變成國企產業的石油工人,也成為其中的佼佼者和生產紅旗手的話。我把這前三十年稱之為我的“台灣夢”,也是我的第一所社會大學校。因為,這三十年,激勵我不斷學習,不斷超越自己的精神支柱,始終是因為我是台灣人的背景,一切觀察都重在我的表現!

雖然我還很小,很年輕,很幼稚,我父母沒有給我“獨生子女”和“養尊處優”的機會和環境。六歲我就在父母安排下獨自坐火車從瀋陽去唐山。十四歲離家出走,流落北京街頭,獨自在課後四處聯繫東西城,朝陽和宣武區的中學教導處,申請住校學位。就像現在的求職和面試一樣,看人臉色,揣摩對方心思。我住過老師家,同學家,北京站,電影院,也丟失過一個月的食堂糧卡。飢寒交迫,世態炎涼,在我小小少年的心理,就留下來父親凝重的“委曲求全”,“忍辱負重”的囑託。陝西話講:“從小賣蒸饃,啥事都經過”。




我想,習主席也能相信和理解,我們這父子倆人當年的心情和遭遇吧!


在某種儀式上說,妥善處理好兩岸關係同屬於一個中國問題,按照聯合國憲章和聯大275號決議。ROC is One Nation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這是毛澤東主席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到他1976年去世,尚未解決好的一個重大歷史問題和國家定位問題,他生前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也有不可推卸的台灣大陸人的責任!


同樣,在改革開放和九二共識基礎上,鄧小平生前沒有解決好兩岸同表一個中國的問題,他提出的“一國兩制”在實踐上證明,還不能解決兩岸關係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和既存兩岸憲法的相關一致性問題,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時至今日,我和您,習主席和全中國13億人民都具有再九二共識基礎上,推陳出新,更上一層樓的歷史責任和現實使命,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做,誰做!?現在不做,何時做!?您有歷史使命和現實壓力,我也一樣分擔著兩岸人民的這一天經地義,任重道遠的責任和使命。

接下來,洪秀柱即將登陸訪問,重新商討,直面“九二共識”去偽存真,由表及里,畫龍點睛,解民倒懸的重大政治對立和憲法如何共同推進統合的問題,那就請允許我,如實陳述我在海外心系兩岸的觀察和批判式檢討與建議。




這是好事,這對我以後對台灣問題念茲在茲的鍥而不捨,一以貫之。以及在改革開放三十年改革開放大學的成長,以及最後三十年追求“新美國華人,新美國城市,新美國形象”的“美國夢”海外生涯僅僅是個東進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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