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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陈出新,三宪合一,同心同国,三民主义

本帖最後由 南山28子 於 2020-1-23 00:43 編輯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李毅 看了您的台湾怎样统一的报告,我有一个补充。
如果苏起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已经成为台湾反中,排中,脱中,抗中的催票因素和台独独台的社会精神养分。那么对症下药的对策(归因理论)就是,在相同的李登辉以来推行的反中,排中,脱中,抗中教育大环境社会氛围中,社会绝大多数都将会采取类似和相同的行为共同反应。
韩国瑜现象是社会的特殊性现象。因为中华民国收复台湾以后造成了一百万国军和ROC国民政府的迁台,在蒋家父子的中华去殖民化和党国教育背景下,产生的一部分具有大中华情节的台湾人对于自身的家世党史和个人成长的烙印还有深刻的影响和遗传。这就是大陆本来寄托台湾能够接受大中华框架结构的“一国两制”的社会预期的一致性,但是这种“大中华文化”的一致性,连续性已经被这种反中,排中,脱中,抗中的教育和舆论洗脑,不断洗涤和冲刷产生的社会异化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台湾社会的DNA。而且这种社会发展的趋势越来越背道而驰,分道扬镳,这就是一国两制的社会陷阱。
香港的社会动荡也是基于香港的去殖民化教育和去殖民化缺失和崇拜殖民化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台湾的社会动荡也是基于反共反中“汉贼不两立”根深蒂固,再加上“反独裁”“民主选举”的渲染产生了整体的排斥统一,排斥“一国两制”,排斥“中共独裁”的社会群体效应。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从那些与自己背景相似的社会现象中获取了行动的线索,这就是蔡英文的利用香港反中,反送中的“一国两制”反作用力的加速台独得到赞许的社会体验。

在韩国瑜现象打破了蔡英文利用政府机器操纵的社会舆论和中选会机器,第五纵队(黑韩网军)的从众效应和煽动作用,造成了群体的盲思和错觉。意见领袖引导风向,在那些少数人的兴风作浪,投其所好的情况下,也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影响力。

我倒觉得1905年孙中山和严复在伦敦的会晤,谈到如何改造中国时,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革命的方式。严复则不同意孙中山的暴力革命方式,而提出“教育革命”的方式。

也就是,国家兴亡基础在教育。台独的兴起基础在教育,港独的复活基础在教育,所以教育是培养千百万接班人的主要阵地。你昨天收复香港实行的依然是港英殖民化教育的“一国两制”,培养的就是中国大陆社会体制的“掘墓人”。你明天收复台湾还要实行“一国两制”,换汤不换药,实行的还是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教育,那么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就会一代代不断生长出来。就像台湾和香港的年轻一代,20年就初具规模,你再什么“四个自信”,也禁不住这里应外合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我的设想和判断 (社会实践是检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过度自信的唯一标准)决策陷阱和补救

推陈出新,三宪合一,同心同国,三民主义(民和主义;民新主义,民立主义)

政府是社会环境的培养者,爱国教育,民主法治教育,公民基本素质教育,从娃娃抓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和利用信息网络最新技术,建立大数据的社会安全可靠性档案分析网络。
现在的社会安全和个人资料进行个性与共性的可靠性研究,世界各国对社会安全的大数据库都很重视,建立可靠性预测,利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现代理论和网络技术,把社会行为和社会安全,预测决策和计划有机地联系起来,这就是“民和主义”的民主自由法治和谐社会的现代化!

香港的社会安全在于我们的“一国两制”,不掌握香港的个人资料和教育背景,社会行为档案,现在“亡羊补牢”,也还来得及。也可以从在内地学习和经商的人员开始以点带面,建档立案,跟踪分析。人人有稽可循。

台湾人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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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旧迎新,立新求真,不忘改革,从新开始,
统非成是新岁切,和平演变独潸然。一国两制现陷阱,三民主义换桃符。


中央:
两会:
不依赖现实情况的判断和决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无数个必然或偶然的选择,塑造了我们2020辞旧迎新过程中,所处的立新求真现实。
我们有责任回望历史所走过的遥遥路途。每逢过年难忘初心。
我是台湾光复后在228事件那一年在台北东门町出生的中国人,和大多数人一样,父母受到时局动荡的纠结和干扰,受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和国共内战此消彼长的政治影响,决定弃暗投明,离开了台湾,回到上海,投石问路,准备参加工作,结果经中组部审查,派往东北机械局,分配到属下的企业生产科,那是新中国建政伊始,百废待兴,也是英雄用武之地,很大程度上时势造英雄。东北机械局造就了一代新中国的未来人才队伍。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岚清,黄菊都是东北机械局培养出来的国家栋梁,他们那时是技术员,我父亲是副科长,母亲是幼儿园的副所长。改革以后,家父被启用到一机部搞全面整顿和企业安全质量的顾问,也许就因为曾经有如此奉献的经历和鞠躬尽瘁任劳任怨的信任。我们对四个现代化和报效国家人民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上山下乡和进厂当石油工人的积极进取态度。1974年大年初一,我在宝鸡石油钢管厂的检修之余写出的国企改革职工教育和解放生产关系的谏言书,寄给北京中南海(府右街1号)毛泽东主席。“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我连年都是厂里的生产红旗手,所以,当时被内定培养对象。但是我又是台湾生人,父母有段台湾从业经历,造成说不清,道不白的“历史遗留”问题。至于为何提出改革和改进生产效率的“投名状”,那时因为“抓革命”和“促生产”的认知不协调,批判“为生产力论”的极左路线盛行,是阻碍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原因。实事求是嘛!要解放台湾,就必须要把国民经济就搞上去!解放台湾也是我这个台湾人的夙愿。后来的结果,是四人帮派专案小组来宝鸡钢管厂调查我的动机和政治背景。厂里和车间领导出于对我的保护和关怀,想出了一个“调虎离山计”,让我父亲来宝鸡接我回家休养。父亲到家后,即刻牵线搭桥,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一个月不到,就领了结婚证。自我感知,男大当婚,父母之命,天经地义。这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也是偶然的选择。结论是,天人感应,邓小平出山,下山也是必然也许也是巧合的偶然。总之,惺惺相惜,同命相连。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75年五一结婚,76年大年初一夜里,龙女降临。同年其中发生大地震,总理和主席都去世了。78年小平出山,恢复高考,我也出山出头,考上西北大学数学系了!当年就当上了学生会主席。真是唤醒了我的第二次生命。如果希望一个人形成对国家和未来建设有积极的贡献,那么国家就要引导他们是他们全力以赴致力于这个建设事业。82年毕业后,我申请回石油系统的企业,如期分配到西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并参与国家第一批计算机辅助设计印刷线路板生产线的接受,调试和生产工作。两年实践成为第一代IT软件工程师。84年深圳蛇口工业区来西安招聘考试。过五关,加面试家属,不知不觉中,遇到“独具慧眼”贵人。招聘组组长,蛇口工业区组干处处长破格录取我到他创业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厂(蛇口中宏气体厂)当副厂长。我第一月的工资是300元,也是全厂两个最高工资之一。我心怀感恩,心想父母从台湾回大陆去东北机械局工作的心情也是大同小异吧!我吃住在厂里,与职工同甘共苦,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同一家人。很快蛇口工业区就让我们家人都团聚了,分配买了一套两房一厅房子,5500元/54平米。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新旧交替夹在资本主义香港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夹缝中生长和发展的时期,知识更新,观念更新,思维更新,自我学习意识非常强烈,积极参与蛇口工业区的文化学习和干部培训。强化了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服务观念,试错观念,风险观念和战略意识,国际视野。这就是蛇口工业区不同的显著特色。86年我们企业试点第一家资本重组,产业升级变成美国上市公司的中国子公司,87年经过干部考核,公开答辩,荣幸地被选派去了香港招商局发展公司的第二贸易部,改行为蛇口工业区商贸业务服务和接待工作。我担任部门经理,期间参与了多次广交会和内外商的业务洽谈和代理服务工作。提高了自己人际关系的沟通和交流互动能力。特别是对香港的市场经济法则和政府管理以及社会报税生活福利状况有了很深的对比效应和法治意识。这也是对“一国两制”的雏形产生的情境依赖性。我们自觉或自然而然产生了不害怕学习资本主义的好东西为我所用的愿望。当国内出现市场经济姓资姓社问题大讨论时,我们在研讨汇报学习会就自发地提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不是政府权力操控的经济(计划经济),所以,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当然,我们对香港市场的认知是比较肤浅的,模糊的,从众形成的对比概念。这也是“一国两制”初期的近因效应。但一国两制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另一种“殖民化”和“港独意识”在当时感觉还不到明显的威胁到国家主权的存在。这就是我们维持“一国两制”的盲点和“港人治港”“司法独立”潜伏的陷阱。

实践出真知,每个时代总会有一定时代的局限性和情境依赖性,不依赖时代背景额社会条件的判断和决策是不存在科学性,必然性的。经过社会实践证明,“一国两制”的成绩是肯定的,“去殖民化”教育不彻底,“国家主权意识”爱国教育不到位,造成的与大陆分离情绪,对立情绪,歧视情绪,我们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结果渐行渐远,南辕北辙,积重难返了!现在不是“否定之否定”,问题是就事论事,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立新求真。“一国两制”模式本来就是允许试错的模式,试错模式就必然具有正反两面性。即便推陈出新如此纠结和艰难,我们现在必须对症下药,亡羊补牢,过滤“只有没有”的虚假意见。

过滤“只有没有”形而上学是一项当务之急的补救措施。我们不是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唱反调,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需要必要的政策调整和全局性的战略部署改革。








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指示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文革”问题,帮助邓小平提高认识,并要求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1975年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毛远新传达说:“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46页)



  毛泽东的这个决定颇具匠心: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二是给邓小平一个机会和台阶,让他改变对“文革”的“错误认识”,思想上来个大转弯。毛泽东的本意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但出乎意料的是,邓小平引用毛泽东将重新工作的老干部比作“桃花源中人”的话,委婉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回答道:“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文革”中他被打倒了7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是没有资格来主持写这个决议的;其真实含义则是他不认同毛泽东对“文革”的肯定。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此后,他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

  邓小平在个人进退的关键时刻,拒绝做肯定“文革”的决议,体现了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政治上的坚定和远见。在9个月的全面整顿中,他逐渐看清了“文革”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看到了人民群众对“文革”的怀疑和抵触情绪与日俱增,看到了拨乱反正产生的明显成效和广泛影响,找到了把中国从“文革”的灾难中解脱出来的方法和道路。因此,在这个事关中国发展的根本原则问题上,他只能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了。邓小平拒绝做肯定“文革”的决议,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坚持原则的立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根本思想方法,他曾不止一次讲过自己是“实事求是派”。由于他深感“文革”是一个错误、一场灾难,所以就不可能主持制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由此也可看出:他不是从眼前或个人利益的角度评判是非的;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才是他判断正误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粉碎“四人帮”后,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邓小平领导和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他多次在同中央负责同志或历史决议起草组负责同志谈话中明确地提出否定“文革”的思想。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1980年10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9页)1981年3月,他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同上,第1561页)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文革”做出了全面分析、彻底否定,明确指出:“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邓小平是《历史决议》的总体设计者和直接主持者。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历史决议》的这一伟大成就。




“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不能改变这条路线”

  从邓小平宁可牺牲自己拒绝毛泽东的提议,到他亲自领导和主持起草《历史决议》彻底否定“文革”,说明正确评价“文革”是关系中国发展进步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可以说,没有对“文革”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的彻底否定,就没有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小康新生活,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4、265页)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因此,今天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历史决议》对“文革”的正确评价,这是一个重要原则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急速 变革的社会转型期。当发展过程中和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当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时候,社会上有的人开始习惯性地怀念起“文革”,在思想领域里开始出现了某种质疑《历史决议》、肯定“文革”的思潮。比如,对“文革”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失这个基本判断,就受到了一定的质疑。这在一定程度上搅乱了人们的思想,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否定了这个基本判断,那么改革开放就失去了历史依据。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邓小平1993年9月在审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总结报告后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这段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动摇;《历史决议》所作出的否定“文革”的结论,不能改变。




当马克思晚年反思过去所作所为时,进行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例如,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95页,1965年人民出版社版)又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思想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按:1848年正是《共产党宣言》问世的一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引文同上,第697—698页)此外,恩格斯还特别说明,他们当时的观念受到历史上法国革命的影响。他们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带有浓厚的冒进色彩。并提出,应当重新考虑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在不放弃“革命权”的原则下,应将“利用普选权”的问题提上重要的日程,作为工人阶级“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并且说明,“《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引文同上,第594页)

  我们有没有这种自我批评的勇气呢?大概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劝大家不要害怕学习资本主义的好东西是唯一的范例,其他就说不上了。害怕真正彻底的自我批评是一种顽症。



须知自我批评不仅是促使自己认真改正错误走上正道的唯一途径,而且是解除敌人攻击我们的武装的尖利武器之一。我们面临着长久的严重的信任危机,过去的有些理论工作者已自动解除马克思主义武装;学校教学中最难开出的课程就数马克思主义课了,学生不愿听,教师活受罪;出版社见到马克思主义书稿就头痛,想各种借口推出门去;书店同样最怕进马克思主义书籍,因为它们很少有人问津。这一切,大抵用“市场经济大环境”一语来抵挡掉。


此外,还应当提到,领导层对此只是表示无可奈何,不思以切实办法予以改进。请问宣传、教育、出版界诸君:这些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在这些事实面前难道还能够怡然自得、心安理得、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自居、甚或还是“老子天下第一”吗?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进行“攻击”,或夸大其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由个别人或个别部门负责,也不能由“苏联垮台”负责。现在国内理论界状况是:派别林立,互不相容,各霸地盘,各争权力,各自安排自己的人马。
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首先,你要记住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是【1818至1883】。这个年代太过久远,很多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都还没有出现或没有发展起来。
  所以,很显然地,马克思本人具有非常严重的【时代局限性】。很多马克思的追随者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承认)这种时代局限性,反而把马克思当成一位超前的圣人或先知。这是非常幼稚/可笑滴。

  下面俺根据时间先后,大致列举一些马克思活着的时候还没出现或还没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理论】。


主观价值理论——以“效用”衡量价值
  奠定该理论基础的是卡尔·门格尔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下面会提到这本书)。
  虽然这本书出版的1871年,马教主还没死,但马教主显然对此书了解不多。因为在那个时代,卡尔·门格尔的影响力主要局限在【维也纳大学】——他最重要的几个追随者(维塞尔、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全都出自该大学。
  另外,主观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是马克思死后了。


边际效用理论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在1889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自然价值》,书中首次引入【边际效用】的概念。
  此概念的引入,直接触发了经济学发展史的“新古典主义革命”。有了“边际效用”的概念,基于效用的“【主观】价值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而马克思(继承自李嘉图)的“【客观】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就越来越显得相形见拙。


利息理论
  虽然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有若干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本人)开始通过一些理论企图解释“利息”的存在,但这些理论都明显不靠谱。
  第一个比较靠谱的关于利息的理论来自于欧根·冯·庞巴维克,出自他的3卷本代表作《资本与利息》。此书第一卷出版于1884(刚好在马教主死后),第二卷出版于1889年。(下面的章节会聊到此书)


货币理论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缺乏【成熟的】货币理论。第一个相对成熟的货币理论是由克努特·维克塞尔创立的(下面的章节会聊到此人),时间是1898年。


现代博弈论
  率先把博弈论引入经济学的,是那个超级跨界牛人冯·诺依曼。他不但被称作【计算机之父】,还是顶级的数学家、顶级的理论物理学家。
  1944年,冯·诺伊曼与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合作发表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这篇论文对经济学而言是【划时代】滴!那之后,他又获得一个新的称号:“现代博弈论之父”。(可惜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太晚,否则他应该能得)
  除了冯·诺依曼,还有一个名气挺大的牛人约翰·纳什,也对博弈论有重要贡献——在1950年的博士论文中引入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并因此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在引入了博弈论之后,可以更好地解释各种概念(比如:价格水平、工资水平)


“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

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发表了成名作——《企业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引入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他后来提出了“科斯定理”和“产权理论”,于199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马克思把“企业”当成纯粹的剥削工具;而科斯则论证了——如果没有企业,就无法解决“交易成本”的问题(在本文后续的某个章节,俺还会再次提到此书)。

  我们的国家号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却在离我们远去。我所谓“马克思主义却在离我们远去”,当然不是说我们国家的指导方针变了,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没有变,宪法上写着的,也变不了。我的意思只是,从许多方面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作风正在离我们远去。以上所说种种,以及在我们这里有好些人(包括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冷淡态度就是铁一般的证据。一些人只是表面还承认马克思,实际上不相信马克思,却十分崇敬赵公元帅。“死了愿意去见马克思”的大概只剩下少数几个老年人。鉴于此,因此我说“重新找回马克思”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我这样说不过是表明要求尽快改变这种既存的状况,不是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真正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地位,并提供必要的学术自由环境,以便重新引起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众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与热情。相信在新千年中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成为绝响。而且,正像一个西方学者所说,对于马克思,无论是反对他也好,赞成他也好,只要碰到社会问题,你就不能不向他请教。要做到这一步,首先需要领导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是绝对必要的。最近党中央领导已郑重提出应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以造成“理论创新”的局面。这无疑是一件使人增加信心的事,但为此必须有一些具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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