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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法大的日子

属于法大的日子
作者 :  靖力

  当回顾起中国政法大学60年历程中的浮浮沉沉时,可以见证中国法治的兴衰,也可以窥见那些如繁星般璀璨的法律学人在昔日校园中的爱恋、感怀与狂欢      北京城西德胜门外西北隅有一处元大都的土城遗址,叫做蓟门。燕京八景中的“蓟门烟树”就位于此。
  60年前的秋天,蓟门还是北京的郊区,一片荒芜的土堆,分布着零星的农舍和坟丘。此时,这里迎来了一批拓荒者,以钱端升、戴铮、宁致远等为首的700余名师生将在这里建起一所新的政法院校。它便是北京政法学院,后来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
  当时很少人能预料到,这一次的奠基,竟让这所后来的中国法学教育最高学府在此书写了一个甲子的华丽篇章。
  5月16日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花甲寿诞,当我们回顾起它自建校来60年历程中的筚路蓝缕、浮浮沉沉时,似乎可以窥见中国法治的兴衰,和那些如繁星般璀璨的法律学人在在校园中的爱恋、感怀与狂欢。
  
  学院路41号的“袖珍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成立于1952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其时中国正在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行动。
  这一年,教育部分别在华北、西南、华东、中南、西北五个大区设立了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以及西北政法学院五所政法学院。
  1952年8月,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钱端升受任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他将北京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清华大学的政治系,燕京大学的政治系以及辅仁大学的社会学系社会民政专业的师生组成北京政法学院,从北京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调来了一批行政人员参与学校管理。
  钱端升随着北大法学院法律系落户北京政法学院,成为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戴铮任第一任党委书记。随着四大名校而来的还有后来被合称为“北京政法学院四大教授”的严景耀、曾炳钧、吴恩裕和戴克光等著名学者。
  建校初期,北京政法学院没有校舍,师生只得暂栖于北大的沙滩校区,著名的沙滩红楼被用作学院的临时校舍。
  从中央政法干校调往北京政法学院任教的宁致远那年27岁,他回忆道:“当时沙滩校区由三校公用,北大、政法以及中央财经学院,政法的专用区域很狭小。”北京政法学院于1953年7月启动了在蓟门建新校区的计划,翌年1月,新校区全部建成。宁致远等师生迁入新校区后,才发现蓟门的条件不比沙滩好多少。根据当时北京市的规定,学校的大小由学生人数决定,计算下来,师生总数不足一千人的北京政法学院征地面积仅为190亩,非常小,走路快的人10分钟即能绕校一周。
  后来陆续有其余八大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医学院等等)落户此地,沿着一条马路两两相对,这条路就被命名为学院路。北京政法学院的地址即确定为学院路41号。
  与附近大都属于工科院校的八大学院相比,北京政法学院无论是学校面积、校舍数量还是学生人数,都排在末位,一时被称作学院路的“袖珍大学”。往后的数十年,虽然学院有所增建,但比起同级别的大学,法大依然小得可怜。
  
  法治蛮荒时代的艰难起步
  众所周知,中国的前几十年,是政治运动极其频繁的年代。多少象牙塔在这些冲击之下风雨飘摇,政法类院校可谓尤甚。
  北京政法学院建校之初,只有4名教师能上台讲课,其余都被禁止授课。原因是他们学的都是“旧法”,新中国刚刚建立,谈不上法律。当时中国既否认了国民党时代的“六法全书”,又摈弃“资产阶级法统”,不学西方的法律,而立法方面又暂时空白,就只有“全面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了。
  据1955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并留校工作的吴昭明老人回忆,4名被允许上台讲课的教师分别为:雷洁琼、严景耀、芮沐和楼邦彦。雷洁琼讲授婚姻法,严景耀讲国家与法的理论,芮沐讲经济建设,楼邦彦讲国家法。
  其余的教师则只能困于研究室里进行思想改造,改造完成才能上台讲课。
  1957年初,全国掀起了“整风反右”运动,北京政法学院再受牵连。钱端升的法学教育思想首先受到了质疑,他“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方法被认为忽略了政法教育的政治性。然后就是这些学习“旧法”的老教授。全校被划为“右派”的师生,包括钱端升、杜汝楫在内,总计176人。
  运动结束后,北京政法学院因为钱端升的离任导致院长一职空缺长达20年,从四校过来的法学名师也被摧残过半。第一场风波对于这个新生的政法学院来说,竟来得如此之早,北京政法学院不得不在这样的时局中艰难起步。
  对于学生来说,困难的时局没有影响他们的热情。建校初一直到60年代中期,可以称得上是学生们的最好时代。
  1960年毕业并留校任职的倪才忠讲述当时的上课情形:“那时候没有教材,老师先印好讲义,在课堂上发给学生。但讲义是保密的,只有老师有,学生完全不知道将要讲授的是什么内容。上课时,学生就像做笔记的机器,生怕漏下什么。”
  宁致远说起当年的师生生活,依然觉得艰苦而有滋味,年轻的他和学生们喜欢结伴爬到蓟门土城上去玩,傍晚时从高高的土城向下望,可以看见学院旁村舍里飘出的炊烟,袅袅动人,十分惬意。
  1963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的王旭东给家里写信时说:在学校就像是在家里天天过年,这里的生活就像天堂。
  北京政法学院首批毕业生,后来被称为中国政法大学“四大才女”之一的严端谈及当年的校园生活时,还会说到她和先生徐杰的秘密恋爱,那是一些紧张而美好的日子。
  这一时期,北京政法学院的规模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1960年,北京政法学院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高校。1962年,北京政法学院建院10周年,在校生总数已由建院时的600人发展到1771人,教师由45人发展到210人,图书馆藏书增至22万册。10年来,学院共为国家轮训了822名在职干部,培养了2136名毕业生。
  
  10年涅磐,撤销与复校
  发展的势头没有持续多久,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来了,北京政法学院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文革的进行,北京政法学院于1966年9月起就撤销了全院所有机构,并且停止招生。历经4年的失控期,到1970年底,在一片“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中,北京政法学院被宣布撤销。
  当年五所政法学院,除了西南政法学院以“停办”的方式保留下来以外,其余四校均被“撤销”。其结果就是师生、校舍和图书等学校的原有资源不复保留。1966年就停止招生的北京政法学院在撤销当时已经没有学生了,余下的562名教职工大部分被遣往安徽濉溪县五铺农场办“五・七”干校,开始一段灰暗的岁月,后来随着干校结束四散谋生。
  直到8年后,得知北京政法学院将要复办,这些教授们才得以重新聚首。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在国务院的批准之下复校,当时面临着三大难题:教师何在?校舍何在?图书何在?图书当年被封存在首都图书馆,派人取回则可,最好解决。
  教师们呢?宁致远在干校结束后被分配在芜湖,后来辗转回到北京延庆县教书,和江平一道,他教语文,江平教英语,一教就是六七年。赵克俭最先也被分配在安徽芜湖,后来去了张家口铁路中学工作。其余如倪才忠去了合肥中医药大学从事人事工作,严端在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做校对等等,浩劫之中,他们不得不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所幸,这些珍贵的“政法人”最终被一一寻回。截止到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招生前,教师干部共180人已经回到了学校。
  校舍的回收更是棘手。自1970年学院被撤销后,学院路41号先后迁进了北京市第174中学、戏曲学校、歌舞团、曲艺团、北京市文化局读书班等单位。大部分校舍都被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化单位”占用了。
  复校后,学校勉强要回了1号宿舍楼、小食堂和教学楼的部分楼层,其余设施只能和这些“文化单位”共用。
  经过十年浩劫,这里已不是当年宁静美丽的校园了。走在这个狭仄而杂乱的校园里,随处可见破碎的瓦砾和坑洼的道路,还有敲鼓、拉二胡的老人,踢腿练功的小孩以及挺胸迈着舞蹈步的少年。有人说,中国政法大学的起落就像能映出中国法治兴衰的明镜,此时的学校,就如同文革后的中国法治一样,在废墟中努力挣扎着恢复着生机。
  1979年复校后首批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的舒国滢回忆起那时的校园,称其为“联合国”,他抱怨:“我们这些北政一期的学生注定不会像曾经在未名湖畔、水木清华、珞珈山麓甚或歌乐山下念书的学子那样对清静有来自心底的体认。在大学的生活中,学生们记忆尤深的是与戏校、歌舞团和曲艺团的锣鼓响动一起构成‘狂欢’的激越场景。”
  同为79级的杜新丽调侃地说:“79级的学生都知道当时想睡懒觉可不容易,因为戏校的学生早早就起来练功了,咿咿呀呀吊嗓子的声音逼你下床用功,稍有偷懒念头也会羞愧难当――那么小的孩子都知道起早用工,何况我等肩负祖国法治建设重任的学子们呢?”
  校舍问题从那时候开始就成为困扰法大的一根心头刺。直到1988年,仍然有青年教师因不满住宿安排而联名向学校以停课为要挟发出最后通牒。
  时至今日,蓟门桥旁的老校区里,依然能够寻见当年校舍被分割占据的遗迹,作为北京市文化局家属楼的文化楼,至今还没有要回来。
  
  属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时代
  复办后的北京政法学院,于1983年结出了第一批果实,79级本科生顺利毕业。张耕、蔡定剑、陈卫东、李显冬、杜新丽、舒国滢、焦洪昌……这些79级毕业生的名字在此后的30年里成为了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中流砥柱。
  其时,时局的轻松使得北京政法学院的教学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复苏。首先课程设置就摆脱了文革只讲政治的遗风,逐渐完整而科学。除了基础课程以外,学校还在江平等教授的推动下,开设了外国刑法、外国民法、日本民法等课程供学生选修。
  对此,李显冬曾经自豪的说:“北京政法学院79级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系统接受西方法学理论的第一代。”
  与此同时,学校师资力量也逐渐增强:有所谓的“两大才子”:刑法余叔通、民法江平,还有“四大才女”:婚姻法巫昌祯、法制史薛梅卿、刑诉法严端、法理与宪法的孙丙珠,其余亦有刑诉的陈光中,国际法的朱奇武、钱骅、吴焕宁,那时候还是年轻学者的樊崇义、梁淑英等等。
  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卓(后来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后的第一任党委书记)带领的北京政法学院调研组于1982年年底向中央汇报了一项考察报告:以北京政法学院的师生资源为基础,成立国字号政法大学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3年5月7日,就在第一批毕业生离校前,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了。回忆起30年前的事情,陈卓说,当时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是奔着“建立中国政法教育的中心”的目标去的,中央意识到改革开放的建设离不开法学人才的拱卫。
  当时的建校方案非常宏大:本科生院规模5400人,以北京政法学院为基础建立;进修学院规模1600人,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为基础;研究生院规模1200人,以北京政法学院研究生部为基础,全校实行一校三院制。
  陈卓此时面临着一个难题――研究生院紧缺导师。复校的几年里,学校虽然召回了部分教师,但比起文革前优秀教师还是太少,而且研究生院的招生规模很大,壮大教师队伍势在必行。
  经过数个月的研究讨论,中国政法大学创造性的提出了“导师组”的教学方法,从全国抽调70余名优秀法学学者组成导师组,担任学校的兼职教师,为研究生授课。
  据张晋藩回忆,王铁崖、韩德培、佟柔、孙国华、高铭暄、张国华、张懋等国内首屈一指的名师的名字都在导师组的名单上。
  自那以后,年逾七旬的北京大学教授王铁崖,便风雨无阻地坚持到学院路为这里的研究生上课。外地的老教授如武汉大学的韩德培,也开始往返于武汉和北京,以古稀之躯实践着这套开创了法学教育新纪元的“导师组”教学计划。
  成立初期的中国政法大学靠着“借来”的导师组,默默培养着新一代的法学人才,渐渐根繁叶茂。
  在随后的教育发展中,中国政法大学又相继形成专科、函授等多层次教育体制,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设立了中国法制史博士点并对外招生,朱勇、怀效锋、郑秦三人成为第一批中国法制史博士生,由张晋藩担任导师。这也是全国法学学科的第一个博士点。
  中国政法大学正要飞速扩张,学院路41号的狭仄校舍却令人如鲠在喉。1984年,法大开始筹划在北京西北昌平县的军都山下建设新校区。
  择址昌平以后,许多师生认为昌平实在太远,“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昌平一套房”。但是这个计划最终还是被实施了。法大的老师们不得不从此往返于学院路与昌平之间,一周数次长达70分钟的颠簸成为他们那些年里最不堪回首的记忆。
  1989年,昌平校区完成了全部工程。陈卓评价这次两地办学的创举时认为,这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新起点,法大的规模不再被学院路那小小的校舍所局限。
  从此以后,除了小月河与蓟门桥,法大的标志景观又多了一个:军都山。这座海拔高达1439米的山峰为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抵御着京北吹来的风沙,也因为它的海拔,被这里的学生笑称为中国政法大学是全国法学的“最高学府”。
  2012年夏天的军都山下,陈卓望着中国政法大学主楼前的方圆“法镜”,欣慰地说:“每次前来,都有不同的景致。这些寓意深刻的雕刻让人高兴。”
  宁致远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去昌平校区看一眼,他当年经历的小月河畔农舍炊烟,如今在昌平这个城郊卫星城里有更色彩斑斓的诠释。昌平校区宪法大道上那只87级校友联合赠送的拓荒牛也表达着同样感情:哪里有法治的荒芜,哪里就有法学学子的耕耘。(记者全海龙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政法大学60年大事记
  (1952―2012)
  
  1952年11月24日,北京政法学院正式成立,典礼在北京大学沙滩校区的礼堂里举行。时任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政法委副主任张奚若等人前来致庆。“北京政法学院”六字校匾为毛泽东亲手所提。
  
  1953年,钱端升就任北京政法学院第一任院长。
  
  1953年7月1日,北京政法学院位于明光村(蓟门附近)的新校区投入兴建,于翌年1月26日全部竣工。至2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全部迁入新校区。
  
  1956年9月,根据北京市委的指示,北京政法学院开始实行党委领导制。
  
  1957年-1958年,北京政法学院受“整风”运动影响,设立“自由讲台”,接连举行全校师生大会,批判并处分钱端升、杜汝楫等右派分子。
  
  1962年12月30日,北京政法学院改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原负责单位公安部进行协助。
  
  1966年6月,北京政法学院文革委员会成立,随后撤销了全院所有机构,并停止招生。
  
  1968年,北京政法学院下放给北京市代管。
  
  1970年年底,北京政法学院被宣布撤销。次年年初,学院师生徙至安徽濉溪县五铺农场办“五・七”干校。
  
  1978年7月6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教育部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恢复北京、西北政法学院的请示报告》。8月5日,国务院批准了该报告。
  
  1979年6月,北京政法学院正式复校。曹海波出任党委书记兼院长。
  
  1980年1月,学院改由司法部领导。
  
  1982年9月,中央下发1982年5号文件,同意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中国政法大学。
  
  1983年5月7日,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等领导人和张友渔、钱端升等法学界知名人士出席大会。时任司法部部长的刘复之兼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司法部党组成员陈卓任党委书记。
  
  1985年,中国政法大学进修学院更名为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开始独立办学。
  
  1986年4月,中国政法大学位于昌平的新校区正式开工建设。
  
  1989年,昌平新校区竣工,学校的办学重点正式转移到昌平校区,本科生陆续迁入。
  
  1999年,根据国务院的调整意见,中国政法大学被列入独立建制划转教育部管理的22所普通高校之列,此后不再由司法部领导。同时,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又重新并入中国政法大学。
  
  2005年9月8日,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政法大学被教育部批准成为“211工程”重点院校之一。
  
  2008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李克强先后到校视察,鼓励法大师生在新时期为中国法治做出贡献。
  
  2009年2月19日,教育部决定,由黄进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不再担任这一职务。校党委书记仍是石亚军。
  
  2012年5月,时值中国政法大学60年校庆,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特地到校考察并探望师生。5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60周年校庆大会在昌平校区礼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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